[摘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指引,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参与了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在延续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事业的总体布局中稳步推进,在经历整合建设、提质增效阶段后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外交理念传递窗口加快形成,外交话语体系建设迈向新阶段,国际非遗领域话语权显著提升,文化认同进一步加强,全球文明对话与文化互鉴取得重要突破。与此同时,非遗在与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的结合中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参与理念上,以文明互鉴、协和万邦的文化传统为底色;在参与主体上,以政府主导、多元协作为治理模式;在参与方式上,以展演、赠礼、教育培训为主;在参与类别上,以传统技艺类非遗为主;在参与方向上,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目标。未来,通过构建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协同机制、健全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保障机制、优化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传播机制,有望开创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新范式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
[关键词]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作者简介]肖锋,文学博士,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吴佳丽,博士研究生,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要论述研究”(24VWB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1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参观“友好往来 命运与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礼品展”时强调:“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礼品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凝聚着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也见证着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辉煌成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象体现,是国礼体系中具有重要文化战略地位的载体。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范式,非遗的参与度也逐年上升。目前,学界关于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探讨主要有两类:一类聚焦于非遗,主要是对外交工作中单个非遗样本的研究,如戏曲、武术、书法等;另一类侧重于外交,通过将非遗纳入外事活动、国际峰会、文化交流活动等外交实践,探讨非遗对外交的影响。但在非遗与外交互动关系的视角下,对非遗参与外交工作发展历程的梳理,以及非遗与外交互动关系的研究尚有不足。有鉴于此,本文从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具体实践入手,拟对非遗在新时代参与外交工作的历程和方式进行梳理总结,并就非遗在新时代参与外交工作的成就、特征及未来发展方向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非遗与我国外交工作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非遗在新时代参与外交工作的历程
丝绸、瓷器等非遗物品参与对外交往的实践古已有之。汉代张骞携蜀锦出使西域,不仅促进了中国丝绸在全球的传播,而且其探险路线成为“丝绸之路”的雏形。此外,与陆路相对,始于秦汉的“海上丝绸之路”所流通的商品更加多元,除丝绸外,还有茶叶、瓷器、香料等品类。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视扩大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因为这对于改善各国的经济状况,增加各国的互相了解,增进国际合作,都是很重要的。”“民间文化交流作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重要手段”,发挥了促进与其他国家间(特别是对于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联系和友谊的作用。据《人民日报》的报道,非遗参与党和国家对外交往工作的最早文献记录为1949年7月22日,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出席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国际青年节,携带了湘绣、福建漆器、北平景泰蓝等大量非遗产品,并向大会赠送了绣花台布、景泰蓝花瓶。
中共十八大以来,外交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其中非遗与国礼的融合之路,通过“器物承载—技艺彰显—价值传导”的路径,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外交要素,彰显了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突出贡献。基于非遗在新时代参与外交工作的阶段性特征,其历程大致可划分为:整合建设阶段、提质增效阶段和稳步发展阶段,三个阶段体现出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递进发展逻辑。
(一)整合建设阶段(2012—2016年)
2012—2016年为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整合建设期。这一阶段,我国以搭建空间为先导,以设置机构为支撑,以提升影响为突破,整合了过去非遗参与我国外交工作的各类资源,着力构建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基本框架,为非遗在外交工作中发挥其文化效益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受赠礼品展展示非遗工艺品 2012年9月27日,“友好往来 历史见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受赠礼品展”开幕,这是整合建设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受赠礼品展,展出的611件展品是从3万余件受赠礼品中遴选出来的,分别来自世界五大洲166个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这一展览的成功举办,意味着我国开始有意识地整合外交工作中的非遗资源,并且通过搭建专有空间承载与传递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为后续非遗在外交工作的深度参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立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协同机构 随着我国文化外交的发展,国家相关保障机制也随之进行了灵活调整和动态优化。2015年2月6日,外交部机关及驻外机构服务中心以原交通处建制为基础,通过将交通服务与茂发国际旅行社的各项业务进行有机整合,组建了礼宾服务处,同时对外加挂外交礼宾服务中心名称,主要为外交部机关提供外事团组接待、会务、交通、领事认证、礼宾用品供应等保障服务。其中,礼宾用品供应包含了非遗作为国礼的遴选与筹备事项。2016年4月12日,外交部成立使团事务办公室,致力于依法为各国驻华外交使团提供更加及时、高效、规范的服务和管理,帮助各国使节履职期间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积极推动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合作交流。
扩大并提升非遗在对外交流中的国际影响力 2015年初,丝绸之路经济带品牌联盟“非遗推广专项行动”在古丝绸之路起点陕西西安启动,该项目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途经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跨越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土耳其、意大利等多国,通过开展“丝路非遗传承人访谈”“丝路讲坛”等一系列公益推广和非遗调查行动,向中国介绍“一带一路”沿线非遗,向世界推广中国的非遗。该活动扩大了非遗在对外交流中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文化的影响力。
(二)提质增效阶段(2017—2020年)
2017—2020年我国非遗与外交工作的结合进入提质增效期。在前一阶段的实践基础上,这一阶段主要围绕制定政策意见、开展境外展演活动两个方面,推动了非遗与外交工作的结合从单向展示向双向互动转型、从资源整合向价值赋能转化的良性转变,实现了非遗与外交工作结合的质量跃升。
制定鼓励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政策意见以及非遗保护事业的发展目标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非遗保护政策的重点逐渐从推动“生产性保护”到支持“活化利用”,非遗的经济价值得到积极挖掘。在此背景下,诸多政策、计划和意见将非遗相关事项纳入外交事务的规划中,为非遗参与外交工作提供了政策参考和保障。尤其是在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等8项有关非遗政策相继出台。其中,文化部等部门联合出台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中提出要“通过双边、多边渠道,组织传统工艺传承人、企业和行业组织代表开展国际交流和研修培训,以及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合作,开拓视野,借鉴经验”。在政策维度,非遗已被纳入外交政策制定的考量范畴。同年,商务部等16部门《关于促进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将老字号作为‘一带一路’宣传推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欢乐春节’等活动,不断提升老字号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尤其强调“在外事接待、纪念品采购中优先选择老字号产品”。许多老字号产品及其背后的传统技艺属于非遗范围,在商务部认定的两批共1128家老字号中,有127项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列入地方非遗名录的有695家,具有非遗要素的老字号为822家,占总体的72.9%。可以说,各项政策意见的制定为非遗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而这恰恰根植于非遗自身所蕴含的悠久历史积淀、深刻的文化内涵、凝聚的民族精神,以及整合建设阶段我国文化外交实践的宝贵经验。
非遗在境外开展的展演活动呈现出体系化的繁荣景象 这些活动主要以“中国非遗文化周”为代表。“中国非遗文化周”是由文化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统一策划的品牌活动,以“传承与创新”为主题,致力于传播中国民间和传统文化艺术。2017年6月3日,“中国非遗文化周”在泰国首都曼谷的中国文化中心举行,此次文化周主要包括广东木偶剧演出、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广东佛山非遗剪纸培训等活动。6月22日,以“传承创新”为主题的“中国非遗文化周”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开幕,此次活动展出的非遗主要有津派面塑、泥人张、杨柳青木版年画等。除“中国非遗文化周”外,也有其他形式的非遗展演活动。2019年7月,“锦绣中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精品展”在柏林拉开帷幕,本次展览共展出49幅苏绣作品,并且还在现场展示了苏绣作品《虚实猫》的绣制过程。2020年1月8日,第27届“春城洋溢华夏情”文化、艺术、旅游展在新加坡淡滨尼隆重开幕,具有绵阳非遗特色的竹编、羌绣、黄杨木梳等10多项非遗项目共200多款非遗文创产品集体亮相。
(三)稳步发展阶段(2021年至今)
2021年以来,在全球文化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和我国文化强国建设持续推进的双重背景下,非遗与外交工作的结合进入稳步发展期。这一阶段通过政策精细化和机构体系化的路径,推动非遗与外交工作的结合向纵深发展,在巩固前期实践成果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了非遗在参与外交工作中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持续推进外交工作与非遗展览的结合 2021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友好往来 命运与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礼品展”。2022年2月22日,该展览在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正式开放,670余件套珍贵“国礼”亮相,系统展示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的历史性、开创性成就。此外,2022年2月,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式开馆,同时揭幕的“中华瑰宝”展览成为北京冬奥会期间一项重要文化活动。2023年10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邀请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外方领导人夫人参观中国工艺美术馆,观赏了玉雕、织绣、竹编木雕等工艺精品。这些非遗展览见证了我国同建交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丰富了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展示空间。
持续制定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相关的政策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拓展政府间多边、双边合作渠道,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提升我国在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话语权,维护国家主权和文化安全”,“鼓励各驻外使领馆、海外中国文化中心、驻外旅游办事处、中资企业以及海外侨胞和出国留学人员等积极开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广”,“通过中外人文交流活动等形式,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经验,向国际社会宣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该意见可视为非遗被纳入外交工作的重要标志。此外,与非遗相关的其他政策也明确提出要发挥非遗在外交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例如,2022年商务部等8部门出台《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意见》,在此前《关于促进老字号改革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要“探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举办展会,支持符合条件的老字号企业参加境外专业展会,积极宣传推广老字号品牌”。这些政策为非遗进一步参与外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跨部门协同推进非遗融入外交 非遗与外交的深度结合依赖于制度化、体系化的协作机制,近年来,相关政策意见的出台与实施呈现出跨部门协同的特征,其中文化和旅游部的实践举措尤为显著。驻华外交官“发现中国之美”是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联合中国旅游集团及地方文化和旅游厅(局)自2021年起启动的全新品牌系列活动。自2021年起至2024年,“发现中国之美”活动已邀请103个国家的400余位驻华外交官参与。2025年“发现中国之美”活动贯穿全年、跨越六省区,带领驻华外交官们走进云南、江西、辽宁、内蒙古、宁夏和吉林,感悟中华文化、感知时代中国。此外,随着非遗保护政策的逐渐完善,非遗保护工作所涉及的部门协同、多部门联动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将“部门协同”明确列为非遗保护的工作原则之一。
以上三个阶段,无论是政策出台还是对外交流活动都具有相对的延续性,随着我国对外交流活动或文化语境的渐变,进而产生阶段性的质变。如“中国非遗文化周”至今仍在举办,2025年4月,第三届“中国—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在南宁举行,此次活动汇聚了中国及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非遗精品,联动吉林、新疆、云南等地非遗资源,打造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合作新平台,其中展示了中国非遗代表性项目壮族会鼓、藤县狮舞、侗族大歌等。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深层内涵也由单边展演的“走出去”转型为共建共享的“同发展”。
纵观非遗在新时代参与外交工作的发展历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指引,历经整合建设阶段、提质增效阶段并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后,在延续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事业的总体布局中稳步推进。
非遗在新时代参与外交工作取得的成就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与外交的结合之路,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传递外交理念、建设外交话语体系、提升国际非遗领域话语权、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推进全球文明对话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一)非遗作为外交理念传递窗口加快形成
文化外交在国家形象建构中主要依托的是文化伦理、道德观念等软实力部分。近年来非遗持续参与我国外交工作,发挥着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外交理念具象化的作用,加快推进了我国外交理念传递窗口的形成。“中华文化以和合理念为精神内核,秉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追求‘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高远理想,推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外交工作中的非遗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外交寓意,它们不仅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精华,更是我国外交理念的生动载体,在重大外交场合赠送的非遗礼品,往往蕴含着和平、友好、合作等外交寓意。2018年,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杭绣省级非遗传承人制作了“和合之美”刺绣荷花披肩手包套盒作为元首夫人礼,还有“好运连连”领带口袋巾袖扣套盒和“温暖如春”真丝拉绒围巾作为嘉宾礼品,传递了合作、幸福等价值理念。非遗工艺品作为国礼在外交场合的展示,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尊重文化多样性、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外交理念,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展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
(二)非遗参与外交话语体系建设迈向新阶段
非遗在外交工作中的参与,促进了我国外交话语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是实现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既要构筑中国精神,又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非遗兼具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属性,使其在参与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作为体现民族特色与国家形象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对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25年6月,第九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以下简称非遗节)历时7天,汇聚600余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参与。在国际手工艺展上,来自34个国家的76个项目展示了各国手工艺的多样性。“各国参与嘉宾点赞非遗节探索出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与交流方式”。这届非遗节实现了非遗与市场的对接,成功签约的非遗品牌IP授权项目达36个,签约金额达到3.5亿元。非遗以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良性互动,形成经济价值以文化价值为前提,文化价值以经济价值为保障。这种特性使得非遗在参与外交工作实践中具有建构“差异身份”和确立“身份认同”的优势,对于应对西方通过意识形态霸权对国际话语权进行隐形控制的行为至关重要。因此,非遗作为中华文明认同建构的具象化载体,通过融入外交实践,丰富了外交话语体系内容,成为展现中国价值和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三)国际非遗领域话语权显著提升
非遗参与外交工作,不仅是非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变革性发展,还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地位和话语权。2024年是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周年,作为最早加入该公约的国家之一,我国在缔约以来始终坚持履行公约义务,在申报非遗项目、制定非遗保护法规、设立非遗保护机构、开展非遗教育和传承活动、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均做出了积极贡献。经过20年实践,我国已形成既符合自身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非遗保护体系。至2024年我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中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其中,有39个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个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个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3个遗产项目通过评审,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名录机制框架下首次正式实施转名录程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主席南希·奥韦拉尔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为保护文化遗产付出了大量努力,值得许多国家借鉴”,“中国积极参与各种文化公约和文化活动,并在其中有突出表现,我们赞赏中国的行动”。通过外交场合的多形态非遗呈现,中国在增进国际非遗保护共识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加强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在非遗领域的合作,提升了中国在国际非遗领域的话语权,推动了国际非遗保护进程。
(四)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非遗在与外交工作的结合中,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就表现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独特的文化资源,也是五大特性的集中体现。非遗之所以能够在现代社会绵延发展,就在于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正是这一特性铸就了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与非遗共同增强了中华文化认同。春节作为节日类非遗,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同时也承载着外交功能。对于春节申遗成功,海外华人反响热烈。埃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建南认为:“春节申遗成功表明,春节文化中蕴含的以和为贵、和合共生等理念引发国际社会的共鸣与共情,也反映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即向往美好生活、追求和平和谐。”悉尼华星艺术团团长余俊武说:“春节申遗成功,大大提升了海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让我们向其他族裔民众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气更足、动力更强。”据不完全统计,近20个国家将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1/5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农历新年,春节民俗活动已走进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春节“在世界多地深入民心,成为全球性文化盛事”。这一深厚的情感根基与中华文化认同构成了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内在动力,并且在传统与时代关系的探索与实践中,挖掘出中国外交的文化叙事模式,最大限度发挥了非遗的外交功能。
(五)全球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取得重要突破
随着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国际共识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我国外交工作中的非遗在联合申报、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
跨国联合申遗是世界遗产申报的方式之一,我国一直致力于在全球对话中推进世界非遗保护进程。2020年,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首个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联合申报成功的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项目被列入名录,将成为各国人民对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担跨境保护责任的范例”。从共同“申遗”递进到共同“履约”,中马两国持续推动非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交流对话。2025年5月14日,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的2025广州文化——“丝路花语”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之旅井里汶站,在印度尼西亚井里汶成功举办。在遗产合作、文化交流等活动中,展现了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遗产,加强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跨国合作方面,我国非遗在外交工作中越来越以“主角”的身份出现。2024年元旦,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指导支持下,楚雄和五洲传播中心成功举办了首届楚雄时装周,15.5亿次的点击量和传播让楚雄时装周广为人知,受到美联社、法新社、安莎社等全球130多家媒体刊文关注,境外曝光量2.2亿次。以中法建交60周年为契机,同年9月26日,35套楚雄非遗服饰精彩亮相四大时装周压轴大秀——巴黎时装周,并且同步在活动举办地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非遗展览上展播了楚雄彝绣主题国际宣传片。
我国在全球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中,主动承担起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责任,而非遗在外交工作中的参与,更是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从而丰富了非遗的传播语境,为文明多样性和人类永续发展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非遗在新时代参与外交工作的特征
非遗在新时代参与外交工作的过程中,不仅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促进文明互鉴、提升国家软实力开辟了有效路径,在参与理念、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参与类别和参与路径等方面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发展模式。
(一)在参与理念上,以文明互鉴、协和万邦的文化传统为底色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基于不同的文化基底,形成了两种范式迥异的外交逻辑体系。董小川认为:“作为文化,美国公民宗教是美国文明的核心,是维系美国存在的根基。”美国的外交逻辑始终以自身利益为核心,其标志性文化外交方案,即富布莱特项目,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发起的旨在宣传美国政府的行动、意图、价值观及政策的重要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对于美国在“建设霸权方面,达到了远比军事手段更加奏效的效果”。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始终以文明互鉴、协和万邦的中华文化传统为底色。中共二十大报告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这正是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给出的方针指引。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外交工作的科学指引与政策指南,中国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多重打压下仍能保持稳健的战略步伐、发扬积极的斗争精神,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以中华文明为本源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策略。非遗承载的中华文明核心特质,建立了从文化自信到外交自信的全新谱系,这亦成为发挥外交主体性的重要支撑,能够助力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姿态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二)在参与主体上,以政府主导、多元协作为主要模式
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在非遗与外交工作的结合中逐步构建起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运作体系,该体系通过明确的职能分工和优势互补的协同机制,为非遗在外交工作中的深入参与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在这一过程中,以外交部为主导的国务院各部门统筹协调地方各级政府,合理配置非遗资源,在制定相关政策、优化内部架构、创建融合空间、创造融合机遇等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其中文化和旅游部与商务部的作用尤为突出。此外,地方各级政府积极利用地方特色非遗,在配合中央相关部委各项工作的同时,搭建地方专有的非遗与外事融合平台,有效带动各级非遗传承人及相关社会组织、企业参与外事工作。比如,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创办于2007年,至2025年已举办九届。第九届非遗节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并且首次设立“主宾国+主宾城市”机制,马来西亚为主宾国,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马来西亚槟城、泰国清迈、意大利巴里为主宾城市,来自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等60余个国家和地区近400位非遗传承人、专家学者等参与盛会。目前成都国际非遗节已成为非遗领域重点品牌性节庆活动之一。
非遗传承人、非遗相关企业、非遗相关群体等紧抓时代机遇,响应人民需求,寻求创新发展。一是社会各界已认识到非遗在国家级体育赛事、国家级会议等的重要作用。2023年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发布的《老字号创新发展趋势洞察报告》提到,“老字号应充分把握‘一带一路’倡议、RCEP政策红利,抓住国家级展会机遇,主动出击,结合实际场景,诉说历史变迁中老字号品牌故事与人文魅力”。二是非遗从业人员积极参与国家级赛事、会议,在坚守文化精华、深挖文化内蕴的基础上,着力于产品形式和传播模式的创新。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花束“绒耀之花”,采用非遗“海派绒线编结技艺”,践行了温暖、节俭、可持续的办奥理念。三是非遗创作主题积极呼应国家政治、外交等大事,诉说非遗故事与人文魅力。如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期间,众多非遗传承人围绕亚运会创作了一系列非遗作品,如萧山花边《万缕丝台毯》、南宋官窑《涌潮》等,形成非遗传播的繁荣景象。
(三)在参与方式上,以展演、赠礼、教育培训为主
非遗参与新时代外交工作的实践中,主要通过展演、赠礼、教育培训三种方式进行,在跨文化共鸣、全球文化交流合作与规则共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展演 非遗展演包含静态呈现和动态演绎两个维度。“展”指的是展览、展示,趋向于静态的直观呈现,主要通过实物陈列、场景还原和技艺展示等方式,实现非遗可视化;“演”指的是演示、表演,趋向于动态的鲜活演绎,通常聚焦于以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杂技、民俗为代表的非遗。二者在外交场合相辅相成,共同呈现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风采。以展演方式出现的非遗有时以“展”为主,如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设立“上海非遗客厅”,展出松江国家级非遗项目顾绣作品《青绿山水》和区级非遗项目松江刻漆技艺作品《海纳百川》;有时以“演”为主,如2024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外交官非遗盛典”活动,涉及我国非遗的有中华民族服饰走秀《苗绣》、中国戏曲《京剧串烧》《川剧变脸》等。“展”“演”同时出现的情况则更为常见,如2025年1月,宁波代表团跨越重洋,前往哥伦比亚,开展“欢乐春节”文艺演出与文旅推介活动。“展”的方面,宁波非遗展示区展出了骨木镶嵌、泥金彩漆、金银彩绣等非遗展品;“演”的方面,有宁波市级非遗传承人牛永国的《创意变脸》、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笛子独奏《京调》以及抚琴品茗等非遗表演。展演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非遗的活态特质,直观地呈现于观众面前,有利于非遗的传播和传承,在跨文化交流中产生共鸣。
赠礼 非遗作为赠礼在外交工作中通常被称为“国礼”,“国礼即外交礼品,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对外交往中与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重要人物相互赠送的礼品,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交往礼仪的人文内涵,其历史、文物、艺术、社会情态表达价值不可估量”。以赠礼样态出现的非遗多为传统工艺美术品,其中景泰蓝又在诸多赠礼中占据重要地位。景泰蓝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作为国礼曾多次出现在外交场合:2014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时隔13年后再次成为APEC东道主。为欢迎参会的各经济体领导人,习近平主席选定景泰蓝“四海升平”赏瓶为国礼。2015年9月,在联合国举行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我国赠送了一件巨型景泰蓝“和平尊”,以“尊”为礼,表达了中国对联合国的重视和支持;2017年1月,在联合国“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中国赠送了一件“盛世欢歌”景泰蓝瓶。当然,清单不止以上所列,景泰蓝亦成为国礼的代名词。以景泰蓝为代表的传统技艺类非遗,凭借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国际交往中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载体。
教育培训 2012年,根据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的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以下简称亚太中心)在北京成立,该中心致力于为亚太地区的48个会员国提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建设培训服务,以组织长期和短期培训课程为主要职责,包括课堂培训和田野培训。到2025年1月,亚太中心已累计举办87期国际培训活动,惠及亚太地区44个相关国家和地区,约计3580人次。2024年12月3—6日,“斯里兰卡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与清单制定培训班”在斯里兰卡中部城市康提举办,50余名来自斯里兰卡的文化部门人员、相关领域专家参训,培训师围绕确定和记录非遗项目、如何增进社区参与、遵守伦理原则及实践技巧等清单制定内容进行了深入讲解。
综合来看,展演、赠礼、教育培训三种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方式,实际是单向的文化展示、礼赠的情感传达以及双向深度互动的三种不同的文化外交路径,三者协同有助于丰富中国非遗的国际传播方式,构建全球文明对话新范式。
(四)在参与类别上,以传统技艺类非遗为主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主场外交工作中的非遗以传统技艺类居多。以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以下简称服贸会)为例,此次服贸会首次设立了北京老字号创新发展体验区,在技艺展演区观众可近距离观赏北京珐琅厂点蓝技艺、瑞蚨祥盘扣制作、金漆镶嵌技法等非遗传统工艺的制作过程。随着我国外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以传统音乐、舞蹈和曲艺为代表的表演类非遗逐渐融入国际交往,如2023年4月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古琴专业演奏者李蓬蓬使用千年古琴“九霄环佩伏羲琴”演奏了我国著名古琴曲《高山流水》,以中华古乐弹奏出友好外交的生动乐章。同时,重大外交工作中的非遗还呈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在国际性的论坛、峰会、赛事等国际交往交流的场合中,所涉及的非遗多为举办地的特色非遗。如2018年在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赠予俄罗斯的诸城古琴为山东省级非遗;同年在海南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论坛展示的黎锦刺绣、椰雕均为海南省国家级非遗。
此外,部分国礼虽未被纳入非遗名录,但实为非遗的衍生品类或非遗技艺的延伸产物。2022年习近平主席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中方赠送给乌方的国礼中,有一座中乌合作修复的希瓦古城历史文化遗迹微缩模型。希瓦古城历史文化遗迹是世界重要的文化遗址,也是我国在中亚开展的首个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而文物修复技艺属于非遗范围,此件国礼不仅凝铸了中乌两国的文明交流成果,也彰显了我国积极推动世界历史古迹保护与修复工作、繁荣世界文明的坚定决心。
(五)在参与方向上,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目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刻诠释,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我国外交政策提出的长远发展目标。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发展方向和世界建设道路给出的方案,其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非遗承载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核深深契合,中国非遗走向世界,就是中国开放包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国形象走向世界。
“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也是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创新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旅游产品和遗产保护”。随着非遗在外交领域的深入参与,我国亦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与非遗相关的文化传播和实践活动。例如,联合沿线国家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积极倡导举办跨区域、跨国别的节庆、博览会;在沿线国家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中心并举办培训活动;等等。非遗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重要使命,致力于通过非遗这一文化桥梁,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理解和尊重,二者呈现出深度互嵌、协同共进的紧密联系。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策略,更是基于相似、相通文化积淀的外交策略,体现了中国正在通过制度性话语和创新性实践进一步丰富全球文明交流内容。
对非遗在新时代参与外交工作的思考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外交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建设之路备受瞩目。然而挑战与机遇并存,不同主体间的协调与配合、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导致的非遗跨文化传播困境、非遗与外交融合切入点的探索等,均是非遗参与外交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和议题。对此,未来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路径可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探索。
进一步优化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协同机制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中央政府协调各方的领导体系,在制定外交策略、推进外交实践中,衡量非遗产生的“外交效应”。二是激活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灵活性、创新性,形成层级丰富、分级协同的非遗参与外交工作局面。三是发挥民间力量,借助多区域、多领域的交流,提升非遗与外交的关联性,培育并塑造民众外交主体意识,推动新时代民间外交的创新建设,为国家总体外交做出贡献。
进一步强化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保障机制 一是健全非遗的生产和再生产性保护体系,围绕我国非遗产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传播我国非遗所蕴含的优秀文化价值,通过艺术、人文精神和产业链的融合丰富大众文化形态,传递和谐共生的外交理念。二是加大非遗资源挖掘力度,丰富外交中的非遗图景。目前外交工作中赠送或展现的非遗品类还较为有限,以工艺品类为主,需进一步扩充非遗在国礼中的种类,并深化对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实践经验总结和认知思考。三是根据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场合规模,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在实际应用上,细致总结流程规范、礼仪服务、知识传播与普惠等具体环节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升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进一步完善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传播机制 非遗是构建我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环节,这一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完善的传播机制。当下以网络直播等形式为代表的数字传播体系,在扩大非遗受众群体、普及传播非遗、促进文化消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要加快构建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总体性、创新性、差异性话语体系并加强话语传播。一是加大非遗参与外交工作的传播力度,全面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风貌、新动向、新样态。二是突出中国特色,并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特征、审美取向与交往习惯,制定差异化传播策略,从而推进非遗参与外交工作传播的国际化态势。
当前,“非遗+”的发展形态正成为大势所趋,其跨界融合优势已成为广泛共识,系统考察我国非遗在新时代参与外交工作的历程和实践可知,非遗与外交密不可分,且早已在历史进程中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元素。在文化的源头和文化演进中探寻发展脉络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传承的不竭动力,非遗在坚守文化根基的同时,也亟待在新时代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正如有学者所说:“‘遗产’并非是让当代人被动接受的静态之物,是可以让当代人参与其中的,并得到再生或再产生新的创造力之物……当代发展需要有文化遗产,尤其是可以代表本民族价值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根基。”基于此,非遗在新时代参与外交工作的历程,既是文化外交实践的历史性总结,也是构建外交话语体系的总体性要求,更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坚定性体现。新时代以来,我国非遗与外交工作的结合,经历了由整合建设阶段到提质增效阶段的演进,并且已经迈入稳步发展阶段。随着非遗参与外交活动的纵深推进,未来,中国对外工作必将打开新的局面。与此同时,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和中国文化的曲解与误读,我国要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主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新概念,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价值。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