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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往
发布时间: 2021-07-15    作者:苏菲    来源:国史网 202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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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往

——以《梁祝》《西厢记》与《春香传》的跨国相遇为例

  戏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文化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有关部门便将多部戏曲剧目搬上银幕,一些戏曲电影还出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为传播中国文化、展示新中国形象、凝聚海外华人华侨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界普遍认为,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放映是新中国戏曲在对外文化交往中的首次亮相。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将越剧电影《梁祝》介绍给各国记者,获得广泛赞誉,有力地反驳了西方一些国家攻击中国“好战”和“不重视文化”的舆论。此后,越剧电影《梁祝》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以“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名享誉世界。目前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戏曲电影与中国的对外宣传和文化外交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论述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内地、香港地区与东南亚之间的互动,并将日内瓦会议或万隆会议视为新中国“戏曲外交”的起点。但是,上述成果在时间上仅以日内瓦会议或万隆会议作为研究起点,在研究对象上也以戏曲电影为主,对剧团的海外演出活动着墨不多。本文以抗美援朝时期总政治部文化部文工团越剧团的赴朝演出经历为研究主线,探讨新中国“戏曲外交”的起点及在抗美援朝时期的成功实践。

  戏曲改革:越剧团参军

  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计划从全国有影响的剧种中抽调剧团组建中国大剧院,在原有歌剧队和舞剧队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京剧队、一个评剧队和一个越剧队。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剧种是有特别的考虑:京剧被视为“国剧”,是民族文化的象征;评剧和越剧虽说是地方剧种,但都具有故事性较强、流传地域广、影响较大且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等特征,易于实现改造以承担宣传的任务。早在20世纪40年代,鲁迅的小说《祝福》就搬上了越剧舞台,后又被改编为越剧电影登上银幕。越剧《祥林嫂》的舞台演出及电影放映使越剧得到左翼报刊的赞扬,并使越剧界进步人士和中共上海地下党建立了联系,继而又引起周恩来的关注。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大会期间,越剧电影《祥林嫂》作为国民党统治区进步电影的代表之一向参会代表放映。《祥林嫂》的放映可谓先声夺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其他剧种还在探索如何演出人民新戏曲时,越剧代表剧目《梁祝》已经率先被树立为戏曲改革的典范。1951年,《人民文学》第12期刊登了越剧《梁祝》的剧本、剧照和改编过程,并在配发的编者按中指出:该剧包含着“强烈的民主内容和深刻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显示的改革旧戏的方法和道路是正确的,它即保存了这个民间作品的优点和特点,同时对它的戏本以至演出都进行了大胆适当的改造。我们发表这个剧本,一方面是为了便于我们向古典的和民间的遗产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把它作为我们戏曲改革工作的参考。显示了改革旧戏的正确道路”。

  正是考虑到越剧在文化战线上的重要改革成果,总政治部提出了在军队文工团里增加越剧团的计划。1952年6月,总政治部文工团派副团长史行、剧作家黄宗江和歌舞团的兰茜三人到上海寻找合适的越剧团,他们与上海市文化局戏改处接洽后,认为成员年轻、业务精良、政治进步的玉兰剧团比较合适。新中国成立前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党员钱英郁和党领导下的上海剧艺社编导吴琛到玉兰剧团参加剧务部工作,引导剧团在政治上向党靠拢。新中国成立后,玉兰剧团相继推出了一批配合政治宣传的剧目,如配合宣传抗美援朝的《信陵公子》,配合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玉面狼》,配合“三反”“五反”运动的现代戏《千军万马》和配合土地改革的现代戏《白毛女》等。

  之后,史行等人先与玉兰剧团的主要演员徐玉兰、王文娟取得联系,与她们商议剧团参军计划。徐玉兰曾亲眼见到上海解放时,解放军进城后睡在路边、不惊扰百姓的情景,对解放军抱有好感,并曾鼓励其弟参军。因此,她当即积极表态。王文娟回忆,当她们得知参军后能在总政治部固定的剧场演出,还能经常回上海演出时,便更加坚定了参军的意愿。

  两位主要演员当晚即回剧团宣布了参军的决定。加入总政治部文工团,意味着成为军队文艺宣传工作的一分子,这对越剧演员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剧团成员对参军一事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愿意去,也有人担心过不惯部队生活。当天夜场散戏后,史行、黄宗江和兰茜三人来到玉兰剧团演出的卡尔登剧场,召开全团动员大会,讨论参军事宜,会议决定:主要演员都去,乐队除了年老体弱的基本都去,编导组和舞美组去一部分,杂务和行政人员全部留下;变卖剧团的物资,作为留守人员的安置费;团里的二十几个小演员包括学员,因为名额有限只能去十个。1952年7月底,剧团参军人员从上海陆续出发,乘火车赴京。

  玉兰剧团加入总政治部文工团后更名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文工团越剧团”(以下简称越剧团)。团员们在部队的生活作息是上午出操,下午学习音乐和文化。参军以后,越剧团的主要任务是排演《梁祝》和《西厢记》两台戏,由总政治部文工团团长陈其通担任导演。在部队,排戏方式从以往的名角中心制转变为导演中心制,更加注重演出的整体性,延续了越剧自20世纪30年代后剧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在1952年10—11月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华东戏曲研究院演出的越剧《梁祝》和越剧团演出的《西厢记》获得了剧本、演员、演出、音乐和美术等多个奖项,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先受到文化部肯定的戏曲改革的范本。用爱情故事传播反封建的价值观是《梁祝》和《西厢记》的共同特点,在当时的条件下,传统的民间爱情故事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题材;其中追求自由恋爱的情节,经过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改编提炼,成为人民追求自由、反抗封建压迫英勇斗争的表现。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就在大会总结报告中特别表扬了《梁祝》的剧本,称其为“人民的杰作”。

  跨过鸭绿江:越剧团入朝演出

  在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以后,越剧团带着《梁祝》和《西厢记》两个剧目在各地部队中进行了慰问演出。1953年3月,越剧团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带队,前往大连旅顺为欢送苏联军队进行慰问演出。演出结束后,越剧团先后赴沈阳和鞍山钢铁厂演出。4月13日,越剧团来到安东志愿军空军基地慰问演出,这里与朝鲜新义州只隔着一条鸭绿江,演员们随即萌生入朝慰问志愿军的想法。这时,恰逢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代司令员梁兴初来到安东,不久前他曾在沈阳看过越剧团的表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建议越剧团跨过鸭绿江到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演出,让战士们也能看到来自祖国的艺术。团员们听后很受鼓舞,觉得离朝鲜这么近,理应过江去慰问一下“最可爱的人”。越剧团团长胡野檎及领导小组商讨后决定先行入朝,之后再向总政治部补写请示报告。于是,1953年4月24日,西海岸指挥部派部队接全团过江,越剧团开始了为期8个月的朝鲜之行。其间,越剧团的主要演出剧目即《梁祝》与《西厢记》,这两部戏在朝鲜战场上演后,获得了中朝军民的广泛好评,为新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谱写了精彩的初章。

  越剧团入朝演出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西海岸指挥部。指挥部位于一个废弃的大矿洞里,为了迎接越剧团的到来,志愿军通讯部队用一星期左右的时间在山洞里突击修建了一座剧场,取名为“抗美堂”。在可以容纳七八百人的山洞里,在战士们临时布置起来的剧场上,越剧团演出的《梁祝》和《西厢记》受到热烈欢迎,原定的演出场次一加再加。杨得志听说越剧团在西海岸指挥部的演出大受欢迎,便来电邀请越剧团去志愿军司令部演出,并由他亲自向总政治部发电报请示。5月初,越剧团到达志愿军司令部,在这里一连演出了十多天。前线的干部到志愿军司令部开会,观看了演出之后十分欣赏,希望她们能去前线慰问演出。于是,越剧团又随志愿军一起开赴前线。在前线没有固定舞台,演员们就在四辆卡车搭成的流动舞台上演出,遇到敌军轰炸就迅速转移。由于战地条件有限,演出时无法为唱词对白提供字幕,演员们起初担心战士们看不懂越剧,但是,两部戏的受欢迎程度却超出了大家的预料,“有的指战员接连看了七八遍也不觉得厌腻”。

  《梁祝》和《西厢记》感人的爱情故事打动了许多志愿军战士,而且激励了他们的斗志。王文娟回忆道:“当演到‘山伯临终’时,一位战士突然站起来高声喊道:‘梁山伯,不要死!你带着祝英台开小差!’我们在台上听了吓一跳,继而明白这是战士入了戏,让梁山伯带着祝英台私奔呢。演到‘英台哭灵’时,敌机把电线炸断了,洞里一团漆黑,正当慌乱之际,不知哪位机灵的战士掏出随身携带的军用手电筒往台上照,其他战士看了纷纷效仿,顿时千百束光源汇聚在一起照亮了舞台……一剧终了,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看过演出的战士们口耳相传,说总政来了个越剧团,演的戏好看又好听。许多战士给演员写信,在信里亲切地称呼她们为“梁山伯”“祝英台”。一位战士的信上说:“你们给我们带来了春天,带来了温暖,更带来了祖国人民的希望”。另一位战士说:“我第一次看你们演出,被感动得流泪了。感谢你们,你们演得太好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我看了两次,还想看。为了答谢你们,我一定要很好地完成战斗任务,打败美国狼!”志愿军某部的领导机关赠给越剧团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你们天才的演出,鼓舞了我们的战斗!”

  1953年5月底,越剧团随志愿军来到开城,住在当地百姓家中。7月1日,越剧团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政治部越剧队”。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于板门店签署,朝鲜战争结束。当晚,越剧团参加了志愿军代表团举办的庆祝晚会,彭德怀出席了晚会,并观看了越剧团演出的《西厢记》。演出结束后,彭德怀到后台同演员交流,称赞越剧团的演员们从舒适安逸的环境中来到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作为志愿军文艺工作者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为庆祝战争结束,志愿军文工团和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在开城大礼堂轮流演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将军反复观看了好几遍越剧团的演出并表示:“每一个看过演出的同志,都提到你们艺术的高贵,这也就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之一”。

  停战以后,越剧团继续在朝鲜各地进行慰问演出,从板门店一直演到东海岸。由于后期的演出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朝鲜观众,同时,随着停战后演出条件的改善,朝鲜翻译人员还为《梁祝》和《西厢记》配上了字幕,以方便当地群众更好地理解剧情内容。越剧团的演出在朝鲜各地引起轰动:“起先我们还担心人民军是否爱看我们的戏,演出后发现效果非常好,台下坐满了人,后来当地老百姓也来看戏,陌路上、平地上、山坡上,甚至是树上都坐满了。”有一位名叫郑泰和的朝鲜人民军战士十分喜爱越剧团的演出,一连看了七场。就在越剧团临走的那天,郑泰和激动地同王文娟握手,并送给她一包礼物,里面有一面小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一封用钢笔写的信。王文娟后来回忆道:“我还收到一位人民军战士寄来的一封信和一面鲜红的朝鲜国旗,他说这旗是一位坚强不屈地辗转反抗美国兵的朝鲜妇女送给他的,现在转赠给我,要我牢牢记住中朝人民用鲜血凝结成的友谊。”在朝鲜的8个月,越剧团共进行了116场慰问演出,总计13万观众。主要演员徐玉兰、王文娟荣立二等功并获得朝鲜三级国旗勋章。

  越剧团入朝演出本来是一次偶然事件,从现有资料来看,入朝以前,越剧团并没有制定详尽的演出时间表。但入朝后,由于反响热烈,越剧团一再受到邀请,从西海岸指挥部一直演到东海岸,不仅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也为朝鲜军民演出,还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文化代表参加了两国庆祝战争结束的演出。越剧作为地方剧种,在朝鲜演出时突破了方言甚至语言的限制,在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中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与其剧种和剧目特色密切相关。越剧重情节、轻程式,对于戏曲欣赏经验不多的观众而言更易理解,因而更具吸引力;其源自传统民间故事的戏剧情节更容易引起中朝观众的共情。在朝鲜战场上,越剧《梁祝》与《西厢记》奏响了新中国文化外交的先声。

  文化外交:越剧对朝鲜唱剧《春香传》的移植

  越剧团赴朝演出的一个意外收获是“结识”了朝鲜唱剧《春香传》,并将其改编成越剧引入中国。唱剧《春香传》是从朝鲜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发展而来的,讲述了艺妓之女春香与南原使道之子李梦龙冲破封建束缚的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当越剧团演出《梁祝》的时候,这一来自中国的传统爱情故事让朝鲜观众产生了共鸣与联想,“祝英台”和“春香”这两个分别代表本民族对纯洁爱情追求的艺术形象,便机缘巧合地联系在了一起。据王文娟回忆,朝鲜观众对越剧《梁祝》非常欣赏,“戏一完,他们常常带着满腔激动,跑过来用手势讲:‘明白,明白,享卡其(一样)……我们也有春香,春香!’”可以说,越剧团的朝鲜之行不仅让朝鲜人民认识了中国的“梁祝”,也让越剧演员们认识了朝鲜的“春香”,越剧《梁祝》与唱剧《春香传》成了中朝文化交往的一个重要交会点。

  朝鲜停战前夕,越剧团的演员们在开城观看了朝鲜开城话剧团演出的《春香传》和朝鲜国立古典艺术剧院演出的唱剧《春香传》,被这个坚贞不屈的爱情故事所感动,萌生出将其改编成越剧的想法:“我们想既然苏联同志能把《西厢》、《屈原》搬上舞台,我们完全有可能把更相近的《春香传》介绍给中国观众”。这一想法随即得到了朝鲜劳动党相关人员的支持,朝鲜各方迅速组织专家寻找《春香传》的剧本,最后一共收集到8种版本。朝鲜外务部安孝相综合了4种主要版本口译成中文,越剧团的成员们在一旁协助推敲,笔录下来。随后,朝鲜相关部门又派专人帮助越剧团筹划《春香传》的改编和排演工作,“就在三八线上的松岳山脚下,演员们跟着朝鲜老师跳起剧中端阳节的菖浦舞”。

  1953年12月24日,越剧团结束了在朝为期8个月的演出,经沈阳返回北京。1954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越剧团调回上海,加入新成立的华东戏曲研究院,成为越剧实验剧团二团,1955年3月改建为上海越剧院二团。

  越剧团加入华东戏曲研究院后的首要工作便是排演《春香传》。越剧《春香传》从酝酿到正式演出,一直受到朝鲜有关方面的支持。1954年4月,朝鲜艺术团访华时,将朝鲜国立古典剧院的《春香传》新本和三幅布景设计图赠予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二团,唱剧《春香传》的编剧曹云和导演安英一为越剧《春香传》的改编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华东戏曲研究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成立的国营剧团,集中了演员、编导、舞美、音乐等方面的资源,使越剧《春香传》有条件被打磨成艺术精品。编剧庄志在编写越剧《春香传》剧本前,除了参考越剧团从朝鲜带回来的剧本外,还参考了由北京大学朝鲜语系教授柳烈等翻译的朝鲜国立古典剧院《春香传》新本。剧团在改编时尽量保持了“原著的精神、风格,但由于民族性格不同,生活习惯和语言的不同,也由于欣赏习惯上的某些不同,因此在场次安排、人物性格和语言等方面”均做了若干取舍补充。

  1954年8月,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二团在长江剧场首演越剧《春香传》,“首期演出89场,场场满座,观众达90337人次”。同年,在华东区戏曲会演中,越剧《春香传》“获得剧本一等奖,优秀演出奖,导演奖,音乐演出奖,舞台美术奖和主要演员徐玉兰、王文娟等演员奖”。此后,京剧、评剧、黄梅戏、潮剧等剧种纷纷以越剧《春香传》为蓝本进行了改编和演出。越剧《春香传》公演后,华东区及上海市政府对该剧非常重视,还用该剧招待朝鲜旅沪侨民和外国领导人。后来,“春香”这一戏剧形象逐渐演变成中朝友谊的象征,中国越剧《春香传》和朝鲜唱剧《春香传》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保留节目。这说明,越剧《春香传》对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交往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促进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5年11月,上海越剧院二团为来访的朝鲜青年艺术团演出了《春香传》。朝鲜青年艺术团团长崔文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观后感,表达了对越剧《春香传》艺术价值的肯定:“我们在来中国以前就已经知道朝鲜的古典名作‘春香传’已在中国各地改编上演。当我们这次在天津、上海亲自欣赏了越剧‘春香传’以后,使我们对中国文艺工作者对于朝鲜古典艺术作品的深刻研究感到十分惊异。因为中国把它改编为越剧上演时并没有受到原作的限制和拘束,演员们熟练的演技也使得演出得到了成就”。

  1956年10月25日,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6周年,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在北京举行慰问晚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将、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等高级将领出席了晚会。出席晚会的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官兵、中国人民志愿军来京官兵及家属共1500多人。纪念仪式结束后,“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立民族艺术剧团演出朝鲜著名古典名剧‘春香传’,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次日,朝鲜国立民族艺术剧团在北京天桥剧场举行首次访华演出,演出剧目即《春香传》。当晚观众有1500多人,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也观看了演出。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朝鲜国立民族艺术剧团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巡回演出28场,演出剧目为《春香传》《沈清传》,受到60000多名观众的热烈欢迎。

  1961年9月,为庆祝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应朝鲜文化省的邀请,中国上海越剧团前往朝鲜,在平壤、开城、新义州、咸兴、元山等地先后演出25场,观众共计21000多人次,演出剧目为《红楼梦》《西厢记》《春香传》三部大戏及其他小戏。

  1962年7月,朝鲜国立民族艺术剧团再度访华。在华期间,朝鲜的艺术家们“遇到了曾访问过朝鲜的越剧演员袁雪芬、王文娟、徐玉兰等。他们一见面就高兴地叫着彼此的名字,互相拉着手,诉说阔别之情”。在越剧《春香传》里饰演过春香的王文娟告诉朝鲜朋友说:朝鲜群众“都说她很像朝鲜人,说她就是中国的‘春香’”。这一称谓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朝文化交往的一个见证。

  从更深层来说,越剧《梁祝》与唱剧《春香传》成为中朝文化交往的一个重要交会点的原因,还在于它们皆是本国戏曲改革的代表性成果。首先,唱剧与越剧都是表演程式尚未定型的剧种,与其他成熟剧种相比更容易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演方式。朝鲜唱剧《春香传》导演安英一曾在《人民日报》发文介绍说:“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导演手法运用和实现在唱剧舞台上,是我们始终一贯的努力方向。在历史的具体情况下真实地表现生活,是引导唱剧走上现实主义的唯一道路。我们在向着创造生活的真实性的方向前进的同时,也同自然主义者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在唱剧艺术中贯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的精神,这正是意味着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其次,《梁祝》与《春香传》皆以传统爱情故事为载体传达反封建反压迫的革命精神。安英一表示:“人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憎恶和斗争”正是《春香传》的主题所在,“春香和李梦龙之间的爱,说明了人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憎恶和愤怒之加深,同时也总结了人民对真理和自由的企求与对爱的赤诚”。当两个剧目在朝鲜战场上相遇,“爱歌”成了“战歌”,显示出中朝联合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意义。在此后的国内演出中,“春香”作为“三百年前的朝鲜妇女坚决反抗强暴的形象”,象征着“无数坚强杀敌的朝鲜儿女的英雄形象”,《春香传》中的“爱歌”是一曲“坚决反对美帝、建设社会主义”之歌。

  从中朝文化交往开始,以《梁祝》为代表的众多越剧剧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将越剧电影《梁祝》介绍给各国记者。1955年,根据中国与苏联和民主德国签订的文化协定,中国越剧团携《梁祝》《西厢记》两出大戏、《打金枝》《拾玉镯》两出小戏前往两国进行访问演出。从当时《戏剧报》的系列报道中可以看出外国观众对越剧的抒情性、故事性、主题、现实主义的表演方式、剧场化的舞美设计等方面均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中国越剧团在柏林人民剧院公演时受到民主德国观众的热烈欢迎,每演完一场,谢幕平均达10次以上,《梁祝》某晚剧终时谢幕达28次之多,甚至有很多观众慕名从西柏林赶来观剧。中国越剧团在莫斯科演出时,苏联记者将《梁祝》称为“古老文化的青春”“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将《西厢记》称为“高尚爱情的诗篇”。越剧不仅作为新中国的文化大使蜚声国际,越剧电影《梁祝》也为中国电影在香港地区和东南亚的发行打开了局面。在朝鲜、苏联、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梁祝》等剧目以其反封建的思想内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特质赢得了广泛赞誉。

  [作者简介]苏菲,博士研究生,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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