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发展科学事业和扩大自身影响，中国逐渐与西方国家开展科技领域交流。作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和高新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代表性。1959年至“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爆发前，中科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交流已占中国对外科技交流总量的1/3。［1］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交流更趋活跃，并逐渐走向规范化和常态化。在对外科技交往中，中科院与英国皇家学会（以下简称皇家学会）的交往值得关注。近年来少数国外学者利用皇家学会的档案对此进行了研究。[如英国的乔恩·阿加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两机构之间科学交流的概况。参见Jon Agar, It's spring time for science: renewing China–UK scientific relations in the 1970s,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Vol.67, No.1（March 2013）, pp.7~24；彼得·柯林斯则在其著作的部分章节中梳理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皇家学会与新中国的联系。参见Peter Collins, The Royal Society and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since 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或因条件所限，这些研究均未涉及中方档案或材料。本文以中科院相关档案为基础，结合部分英方档案等资料，考察两机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技交往的过程，展现中方在此过程中的决策与努力，以期深化新中国对外科技交往史研究。

中科院与皇家学会科技交往的建立与中断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发达国家。但受朝鲜战争等因素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两国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科技交往，仅有个别学者如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李约瑟1952年以个人身份来华，支持中国并抗议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1954年6月，中英两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协议，互派外交代办。此后，英国政界、实业界、教育和学术界人士纷纷来华访问。［2］1956年4月初，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世界科协）在北京召开第十六届执行理事会并举行了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大会主席团37人中，英国有8人，中国有李四光、华罗庚、彭真、郭沫若等10人。参见《世界科协成立十周年纪念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1956年4月4日。]，世界科协副主席、英国物理学家塞西尔·鲍威尔等人出席。［3］1959年夏，皇家学会会长西里尔·欣谢尔伍德以个人身份访华。在1个月的时间里，欣谢尔伍德“参观研究所、实验室、大学和工厂，举办了几场讲座，与（中国）同行们交流和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称赞中国为建设现代化国家所做的努力，并热切地期待英中“恢复密切的交往”。［4］这次访问也为中科院与皇家学会之间建立正式交往做了铺垫。［5］1960年，中科院派出由4人组成的小型代表团赴英参加皇家学会成立300周年庆典。1961年10月，受欣谢尔伍德邀请，中科院又派出以竺可桢、贝时璋为正、副团长的5人代表团访英，并邀请皇家学会派代表团来华访问。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中国与包括苏联在内的一些科技水平较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陷入低潮。基于现实的考虑，中国期待建立并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交往。而两次访英也使中方认识到，“在英国很容易及时了解到资本主义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向，特别是可以了解到美国的科学技术的一些情况”［6］。1962年9月22日至10月7日，皇家学会副会长乔治·布朗率领5人代表团访华。在两周的时间里，代表团成员分别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聂荣臻、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访问了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做了数场学术报告。中方的热情接待给布朗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总体上持赞扬和鼓励的态度。［7］布朗数次提出，希望双方互派知名科学家访问、交换科学情报和书刊，并欢迎中国派遣青年科研人员赴英进修。中科院也认为，“派些青年去英国的研究机构进修，互派高级科学家访问，对我政治上没有害处，学术上是有利的”。［6］在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的指示下，10月5日，中科院由副院长竺可桢、吴有训和秘书长杜润生与布朗等人进行了一次有关中英科研人员互访和交换问题的座谈。［8］中方倾向于每年派遣少数（2~3人）高等级科学家赴英做短期访问，这样可以更准确地看到国外的长处、获得所需要的科技信息，而英方则对接收进修人员更感兴趣。布朗表示：“双方交换人员做学术报告是有用的，但是更有用的是交换人员在对方的实验室中工作，即使只是一个月也有很大好处”，“我们希望能够接待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到英国去进修，为期在六个月以上”。皇家学会代表团成员戈丹·苏萨兰进一步提出，希望中方派遣“比较有经验的研究人员，不要派大学刚毕业还没有工作过的研究生”。中方同意这一意见。虽然双方都认可以对等交流为前提，但当时中英间的科技水平差距决定了这种交流显然是以中国派人赴英学习为主。布朗坦承：“在英国方面，要物色能够长期在对方国家工作的适当人选不大容易”。而竺可桢也表示：“在接受英方人员来华进修方面，由于我们设备不足，又缺乏能够进行指导工作的人员，在这方面存在困难”。布朗很快答应在开始的三五年只由中方派人赴英，而英方不派人来华，“你们正处在建设阶段，在这个阶段接受外国人员困难是较多的”。［8］同时，中科院还希望通过皇家学会的协助，与英国一些应用科学如食品加工、水产等部门取得联系，布朗也应允提供帮助。1963年秋，中科院正式派遣第一批中国青年科研人员赴英。此后3年间共有25人在英国完成进修。［9］1964年9月，皇家学会会长帕特里克·布莱凯特来华访问，使两个机构的关系得到加强。

　　考虑到两国在外交上尚存在不少分歧，在商谈之初，聂荣臻即指示：“由于目前还没有必要在两国政府间签订协议”，“不妨通过中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的直接联系，来逐步发展双方的科学联系，扩大来往”。［6］中方在商谈中提出“我们应该从实际事情做起，就一件件的实际事情达成协议，而不必签订正式的协议”。［8］此后的互访和进修也是如此进行的。这样做虽然有利于跨出交流的第一步，但许多问题也接踵而至。比如，一方面，中方抱怨“美国在（英）不少企业和研究单位有投资，我进修生去后受到较严格的控制和较多的限制”；另一方面，皇家学会接收中国进修生的举动也遭到质疑。一名英国外交官讽刺其“科学超越政治”的理想实际上是帮助中国借此刺探西方的技术机密，而美国也批评这种做法是“对自由世界的背叛”，美国一位州参议员甚至放言“这种极其愚蠢的行为正在战场上消耗美国人的生命，美国政府应该想办法终结它”。［5］（p.185）在这些压力下，皇家学会多次向中国驻英代办处表示，去英进修生“不能超过三十名”。［10］在外交关系未得到进一步发展之前，单纯由两机构搭建的科技交流关系显得相当脆弱。

　　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于对国际形势和国防安全的判断，中国采取了“反帝反修”的外交政策，外交形势一度相当严峻。1966年，中科院在一份报告中提道：“目前中英政治关系很冷，英对我进修生学习限制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国防尖端学科不准我进修生接触”。1965年底至1966年初，两名进修生被英方以“安全”为由要求离境，中科院对此表示“极度遗憾和强烈不满”，决定将当年的进修生计划延后。［10］在此事尚未解决之时“文革”爆发，中方随即召回了所有在英访问和进修的人员，而英方的来华申请也基本被拒绝。两机构启动不久的科技交往随之中断。

　　20世纪70年代初两机构恢复接触的尝试

　　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英的关系出现缓和。1970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英国驻华代办谭森时表示：“祝英国发展，请问候女王陛下”。英国政府也采取了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态度。［2］（p.381）1971年1月，中英双方开始就两国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进行接触。外交形势的变化与发展，为中科院和皇家学会恢复交往提供了契机。

　　1970年11月，中国驻英代办处向国内报告，布莱凯特、牛津大学低温物理学家库尔特·曼德逊、生物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等人向代办处表示：“希望中国能继续派些科技人员和留学生来英国，恢复两国科技人员互访和文化交流”。[参见中国驻英国代办处：《有关英皇家学会会长等人表示希望恢复中英文化交流的情况报告（1970年11月14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关于英国何时提出恢复交流的邀请，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柯林斯在其著作中提道：“皇家学会……邀请新上任的中国驻英代办参加1970年6月举行的年度招待会并定期会晤”（Peter Collins, The Royal Society and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since 196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86）。但自熊向晖“文革”初期回国后，新任驻英代办裴坚章于1970年末才赴英履职，故此处不采用柯林斯的说法。]多萝西·霍奇金还提出希望再次来华访问。12月底，中科院外事组认为，“从我外交政策考虑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总的来说对英的交流互访活动应该有计划的恢复和发展”，同时谨慎表示，“我驻英代办处届时可酌情推荐个别对我友好的英科技人员来华访问，或由英皇家学会就具体人员访华问题主动向我院提出，然后再由我院上报请示”，此外，考虑到人员选择有困难，建议暂时回避继续派人赴英进修的问题。［11］1971年2月26日，中科院以上述意见为基础回复外交部。［12］其间，苏萨兰、李约瑟等人又陆续通过代办处口传或寄信，希望能来华访问。4月5日，外交部和中科院联合向国务院提交请示报告，“原则上同意”恢复中英两国科技人员互访，“双方均可适当进行一些工作”。［13］这份措辞谨慎的请示报告使两机构恢复接触成为可能。

　　在一些英国学者以个人名义表达访华意愿后，4月28日，皇家学会外事秘书、1962年访华代表团成员之一哈罗德·汤普逊致函中国驻英代办裴坚章，称“皇家学会的许多会员一直希望我们能了解一下，于一九六六年中断了的我们之间的交流活动，现在能否从新开始。我确信，我们是极乐于这样做的”。［9］5月4日，驻英代办处将此函转回国内，认为“现可根据国内的情况与需要同对方恢复一些适当的联系”。［14］6月15日，代办处又来电称：“汤普逊最近曾催问此事”。［15］

　　此后数月，驻英代办处一直在和皇家学会讨论其与中科院恢复科技交流的问题。9月底，皇家学会得到代办处转告，“中国同事们欢迎这种交流”［16］。10月1日，汤普逊代表皇家学会致函郭沫若表达高兴的心情，并提出了具体建议：“开始时，我们每年双方可由五位或六位高级科学家访问，为期二至三周。假定费用不成问题的话，访问人员数量和停留期限可以按愿望变更。派遣方将向接受国建议科学家的姓名……接待方面如果能够接待这一访问者，那么就邀请他并安排合适的日程。派遣方应担负从首都到首都（北京—伦敦）之间的旅费，接待方负责本国的膳宿与交通费用。”［16］

　　上述建议显然是汤普逊根据1961年、1962年双方代表团互访的经验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是，他未再提到进修生的问题。收到此函后，中科院同意汤普逊关于费用分担的方法，也基本同意人选的推荐方式，但表示“双方每年派遣访问人员的数量和停留期限暂不固定”，而且仍然“不搞科学交流的协议和换文”。［17］12月21日，中科院和外交部将此意见上报国务院，并于次年1月21日得到批示同意。［18］

　　1971年11月30日，汤普逊期满卸任，其职务由学会执行秘书、地质学家金斯利·邓纳姆接替。［19］1972年1月29日，中科院以代理秘书长岳志坚名义致信邓纳姆，重申“双方每年均可派遣一些科学工作者相互访问、进行科学交流”，但不限定人员数量。[Yueh Chih-chien to Dunham, 29 January 1972, TNA FCO 34/153。此函原本是回复给汤普逊的。参见岳志坚：《复汤普逊信稿（1971年12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此信未注明发出时间，可能拟就待发时即收到汤普逊卸任的消息，尔后又等待国务院批示而延后发出。]至此，双方的讨论仍缺乏实质性进展。因此，英国外交部官员在看到此函后，认为中方未表现出“比以往更宽宏的姿态”，而且“对访问者的人数和背景进行严格限制的话，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真正的交流”。［20］

　　与此同时，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国际社会造成巨大震动。在尼克松访华前，美国媒体即透露，美国可能要求和中国建立科学方面的联系。［21］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指出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22］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大大增加了皇家学会的信心。3月9日，邓纳姆给岳志坚回信时建议“下一步骤应该是我们两个机构间派代表团互访”，提出由皇家学会会长艾伦·霍奇金、执行秘书大卫·马丁和他本人组成代表团，于当年5月20日前后来华进行10天左右的访问，并附上了3人的简历。［23］按照惯例，中科院先发文给各单位询问3人的基本情况，随后于4月11日将艾伦·霍奇金申请访华一事连同郭沫若拟写的复信一并上报国务院，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于4月13日批示“拟同意”，华国锋等国家领导人圈阅。［24］不过这一流程相当耗时，直至4月底，皇家学会仍未收到任何消息，因而英国外交部两次致电驻华大使馆催问。［25］5月6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英国大使，中科院同意皇家学会来访。［26］12日，中方接到霍奇金的电报，代表团3人将于5月20日抵京。［27］

　　　1972年皇家学会代表团访华和两机构就恢复科技交往的讨论

　　在艾伦·霍奇金代表团出发之前，英国驻华大使艾惕思曾告知中国外交部欧美司，代表团“拟同中国科学院商洽今后中英科技交流问题，并建议双方先拟定一个原则，至于具体交流项目待以后协商”。但是，由于准备时间太短，双方事先的沟通很不充分。在中方看来，艾伦·霍奇金等人急于来华，应会主动提出会谈要求。但代表团抵达后并未有所表示，“只是在商谈该团访问日程时，对方表示希望中国科学院也能派一代表团访英；团员邓纳姆推荐该团团长霍奇金之堂兄嫂、著名生化学家D·霍奇金于今年访华”。［28］这不免使中方感到有些疑惑，因为这两点要求似不足以由一个高级别代表团专程来华提出，而在随后3天的参观访问中英方也未提及会谈的问题。

　　与中方预判不同的是，此时艾伦·霍奇金等人似乎也在等待中方安排会谈，尤其是与郭沫若的会面。或许他们认为，中方安排双方机构领导的会面即是正式会谈。但依中方的惯例，商谈具体问题不应由主要负责人亲自参与。作为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接见更体现一种礼节性。因此，中方一直在密切关注艾伦·霍奇金等人可能表现出的正式会谈意愿。5月23日上午，马丁在民族饭店做了一个小型报告会，竺可桢让其秘书沈文雄前往，“因从这演讲可以知道他希望与我们作什么样的交流，使我们在谈判以前作准备”。［29］不过，马丁主要介绍的是皇家学会的情况，虽然其中也多次提及20世纪60年代初吴有训、竺可桢等人访英的旧事，但对中方来说，这样的内容缺乏新意，更重要的是并没有表示出明确的会谈意愿。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晚沈文雄来谈，他今天上午听了马丁谈皇家学会历史和近况，并说这次他们来主要目的是要我们派一代表科学界的人到英国。其次，他们希望Dorothy Hodgkin[ 指多萝西·霍奇金，后同。]能再到中国来，这本来我们已经答应的。此外别无他要求，我本来以为要谈一次，皇家学会与科学院如何交流人物，但看来可以不必了。”［29］（p.110）

　　由于缺乏必要的铺垫和明确的沟通，在代表团访华的前3天，双方实质上都处于一种相互观望的状态。因代表团定于5月27日离京，23日，中方在原定时间的基础上拟了一个新的计划，做好了在郭沫若接见的同时举行会谈的准备。但在最重要的如何恢复交流的事项上，代表团几天来的表现使中方估计“对方不会与我们具体谈这些问题”。［30］

　　在中方修改计划的同时，英方也对迟迟未能举行会谈的原因充满猜测。［31］5月24日，在与艾惕思商量后，艾伦·霍奇金向中科院副秘书长秦力生提出请求：

　　亲爱的秦力生博士：

　　我们可以和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团进行一个短时间的会谈，讨论中英之间科学交流的事吗？

　　我们认为就下列问题交换观点是有益的：

　　1.谁是最合适访问中国的英国科学家？我们可以提供愿意访华的英国皇家学会成员的名单。

　　2.是否有可以考虑的某些特别领域，例如农业、医药科学、工科或其他纯科学。

　　3.中国科学家访问英国——人数、停留时间等。

　　4.中英科学情报交换，如Dorothy Hodgkin教授写的胰岛素的结晶。

　　5. Dorothy Hodgkin教授于今年八、九月访华的可能性。[此为中文译稿。阿南·霍奇金：《关于希望与中科院代表团谈论中英两国之间科学交流问题的函（1972年5月24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8。此函作者即艾伦·霍奇金，系当时和现在翻译不同。]

　　从程序上说，英方这一请求显然与中方的预定计划相吻合，因此，中方随即安排于5月25日晚上7点半在中科院进行正式会谈。更为重要的是，信函的内容清楚地反映出艾伦·霍奇金等人此时的考虑。从信函的前两点可见，英方最为关注的是中方对访华人员背景的态度；而结合几天来在华所见所闻，他们认为中国当前最欢迎的是实用领域的科学家。为此，他们希望把访华人员的组成引向“专业化”的层面。会谈一开始，艾伦·霍奇金就迫切地询问：“你们是否希望英国科学家先来中国访问？我们想知道，什么样的人员来访最适合于你们的需要？”邓纳姆则补充道：“按照现状看，对中国来说，是否实用科学家比搞纯理论的科学家更重要一些？”中方表示：“哪些人士要求访华，双方都可以提。我们可以提，你们也可以提”。［32］显然，这一提议更为现实，也能够为英方所接受。对于来访人员的构成，中方坦承中科院倾向于搞基础研究的学者，但“大学、产业部门、国务院有关各部，也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相关的交流“可直接与各有关部门联系”，“除单位之间直接接触外，也可以通过双方的大使馆接洽。联系的渠道是多方面的”，并表示愿意承担转达的工作。［31］这意味着中英科技交流渠道开始有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与艾伦·霍奇金代表团同期访华的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就是由国家科委邀请来华的。]，而这也是科技交流正规化的一种表现。此外，中方同意了多萝西·霍奇金当年访华的要求，同时决定派代表团于年内回访。艾伦·霍奇金等人对此感到满意。5月26日，郭沫若在接见代表团时再次明确地向客人表达了增进交流的愿望：“希望有更多的科学家来中国访问。”［33］可见，虽然中断联系数年，彼此也缺乏了解，但双方对于交流互访的愿望与十年前并无二致。

　　回顾中科院与皇家学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技交往，对于双方而言都经历了一个“先接触再认识”的过程。一方面，作为一个非官方的学术机构，皇家学会对于推动英中科技交往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国际形势变化的大背景下，中方也采取了积极措施开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交往。1962年，中科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应当拓展与西方国家的科技交往，其中包括邀请外国学者访问讲学、派遣高水平学者出国考察、派遣青年学者出国进修等。［34］这都是旨在从西方国家获得先进科技信息弥补自身发展的局限与不足。因此，20世纪60年代初，双方迅速开展起小规模的交流互访活动。这种交往对中国来说无疑是有益的。不过，由于双方的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在实际操作中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策略，使两机构之间的交流范围和规模都受到很大局限。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关系解冻，一些与中国关系较为密切的英国科学家也在不断尝试寻找中英科技交往的可能性。事实上，正是李约瑟、曼德逊以及曾经访华的布莱凯特、汤普逊和多萝西·霍奇金等人的尝试和努力，才使中英的科技交往断而不绝。1978年，中科院与皇家学会达成了科技交往协议，［5］（p.188）从而开启了中英科技交往的新阶段。

　　［参引文献］

　　［1］弥松龄：《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回眸》，靳晓明主编：《国际科技合作征程》第4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77页。

　　［2］《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361~362页。

　　［3］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页。

　　［4］Cyril Hinshelwood, A visit to China, New Scientist, Vol. 6（November 1959）, pp. 858~860.

　　［5］Peter Collins, The Royal Society and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since 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82.

　　［6］中科院：《与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商谈中英科技交流的情况汇报（1962年10月16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62-4-23。

　　［7］中科院联络局：《致中国驻英代办处关于送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有关材料事的函（附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在中国访问期间的反映 1962年10月27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62-4-23。

　　［8］中科院联络局：《竺可桢、吴有训、杜润生等与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关于交换科学人员问题谈话的纪要（1962年10月5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62-4-23。

　　［9］《英国皇家学会外事秘书汤普逊给我驻英代办处裴坚章代办的信（1971年4月28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

　　［10］中科院：《关于与苏萨兰商谈1966年向英国派科技进修生问题的请示（1966年5月30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67-4-25。

　　［11］中科院：《关于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等人希望恢复中英文化交流的函（1970年12月25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

　　［12］中科院：《关于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等人希望恢复中英文化交流事（1971年2月26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

　　［13］外交部、中科院：《关于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等人希望恢复中英科技文化交流问题的请示报告（1971年4月5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3-4-37。

　　［14］《我驻英代办处的来函（1971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

　　［15］外交部、中科院：《关于中英科技文化交流问题的补充请示报告（1971年6月18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

　　［16］《英国皇家学会外事秘书汤普逊致郭院长的信（1971年10月1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

　　［17］中科院：《关于英国皇家学会要求恢复科学交流问题的函（1971年10月26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

　　［18］外交部、中科院：《关于英皇家学会要求恢复科学交流问题的请示报告（1971年12月21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

　　［19］中科院：《关于请中国驻英国代办处转交致英国皇家学会外事秘书的函及领导批示意见（1972年1月29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

　　［20］Lamb to Vines, 23 March 1972, TNA FCO 34/153.

　　［21］Victor Cohn, U.S. may ask China for scientific ties, The Washington Post, 1972-1-24, A1.

　　［22］《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

　　［23］邓纳姆：《英国皇家学会外事秘书致岳志坚信（1972年3月9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

　　［24］外交部、中科院：《关于英皇家学会会长霍奇金等三人要求访华事（1972年4月11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

　　［25］Home to Addis, 28 April 1972; 2 May 1972, TNA FCO 34/153.

　　［26］Addis to Home, 6 May 1972, TNA FCO 34/153.

　　［27］中科院：《接待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计划（1972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

　　［28］中科院外事组：《接待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简报（第一期） 1972年5月20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8。

　　［29］《竺可桢全集》第2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页。

　　［30］中科院：《接待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计划（1972年5月23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

　　［31］Alan Hodgkin, Chance and design: reminiscences of science in peace an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81.

　　［32］张冲礼、夏允赋：《秦力生、潘纯同志和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关于两国科技交流问题的会谈记录（1972年5月25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8。

　　［33］张冲礼：《郭沫若会见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记录（1972年5月26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8。

　　［34］中科院联络局：《关于送上“中科院关于当前对外科学活动的一些考虑”的初稿的函（1962年12月13日）》，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63-4-57。

　　［责任编辑：周进］

　　［作者简介］徐丁丁，理学博士，助理教授，深圳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中心，518055。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