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要素结构带来新要求

　　可见，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过去使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理由已经全部失效。对外资优惠政策的取消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外资企业。外资企业能够帮助中国更快、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生产与分工、能够通过竞争促使内资企业进步、能够向内资企业转移或者溢出技术与人力资本等。但是，这些作用都依赖高效率的外资企业。而只有取消优惠政策，才能将不依靠政策优惠就不能生存的低效率企业排除在市场之外，才能引进真正的高效率企业。取消优惠政策，实行与内资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是外资企业在今天的中国需要面对的最重大的变化。一些优惠政策不仅仅是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还包含准入优惠、土地及其它资源的使用和价格优惠、公共及配套设施方面的优惠以及其它一些配套政策的优惠等。

　　中国经济发展还导致了要素禀赋发生了重大变化。30年持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和非农部门已经不能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出现的用工荒和快速上涨的劳动力成本是这一变化的直接表现。与此相关的，还有劳动保护的加强，这会增加企业实际支付的劳动工资。依靠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逐渐丧失了竞争力。

　　在要素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比较优势正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过去依靠要素和资源投入就能获得快速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开始受到制约，未来需要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需要依靠人力资本的提升，需要将高污染和高消耗的产业转变为高环保和高效率的产业。为此，中国的资源能源使用成本和环保成本开始上升。

　　国民待遇提供公平竞争

　　2009年通过的《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必须给予企业的专利发明人相当于专利年利润2%的报酬的规定；2010年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中优先购买国内自主创新品牌产品的规定，都是为了鼓励国内的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结构。这两个规定被认为制约了外资企业在中国研发的积极性，损害了外资企业的利益，是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其实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所谓“投资环境恶化论”，其目的主要是希望中国政府修改上述两个实施细则中的条款。

　　当然，中国的投资环境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劳动成本上升、劳动保护加强、土地成本上升、环保成本上升、能源资源使用成本上升、优惠政策取消，外资企业需要在更高的成本上与内资企业竞争，这是外资企业必须正视的事实和趋势。但这并非是投资环境恶化，相反，这是投资环境的改善。要素和资源能源成本上升，伴随的是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提升；取消优惠政策，是为了实行国民待遇，而不是对外资实行歧视政策，是为了挤出低效率企业，给市场公平竞争的机会，不再使市场处于低水平竞争状态，不再使个别外资企业依靠特定的政策优惠获得优势，这有利于效率高、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的发展。

　　当中国的劳动成本等优势在逐渐丧失的时候，中国快速提高的人力资本、快速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成长的市场容量、过去发展所产生的产业积聚以及大幅改善的法治环境和政府管理体制，已经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新的优势。事实上，在“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甚嚣尘上的2008年和2010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分别增长了12%和17%。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