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应该说这是外因，外部因素。那么，是否还有内因，华人自身内在的深层文化因素？

　　答：内因最直接的可以联系到中国东南沿海的以商业文化为突出特点的海洋文化与妈祖信仰。东南亚华人有近80%来自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他们除了具有中华民族共有的儒家文化传统外，还有临海而居、靠海生存的海洋文化精神，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海神妈祖的虔诚信仰。开拓进取，博大包容；扬善护民、慈悲博爱等。一方面，能够吃苦耐劳、披荆斩棘地创业经商谋生；另一方面，又始终心怀着对他人、社会的关爱与责任心,重视文化、教育，视它们为泽被万代千秋的善业。他们热爱文学、写作，不惜自己出钱出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都还要去做。东南亚几乎各国都有妈祖神庙，每年农历3月23日的妈祖诞辰日，信奉妈祖的华人都会去妈祖神庙祭奠，和中国大陆的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人民一样。

　　问：被誉为“南洋一支笔”，同时又拥有巨额企业资产的周颖南，1999年在回答日本《火锅子》杂志记者问及对成为商人是否有过反感时，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对于成为商人我不但没有反感，而且我们大家都在追求。”表现出作为商人的无比自豪。然而，在另一次回答日本记者泉田小姐问及喜欢用“作家”还是“商家”的称呼时，又说，“如果要我选择，我选作家”。这是否透露了你们内心深处的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儒家文化的清高，比如“士农工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一方面又是世俗利欲驱使下的世故，比如“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人知”。对吗？

　　答：是吧，我不否认。在儒文化社会，文人的地位很高。但这种地位似乎又更多是名义上的、空洞的，很多传统的文人生活十分清苦穷困。比如苗秀、黄东平等晚年都贫病交迫，很可怜。我不愿意做这样的文人。

　　实际上，传统观念中商人的名声不太好，不仅是儒文化社会的问题，几乎全世界都这样。是一种封建意识的残余。比如欧洲，以英国为例，我看到有研究资料说，17世纪英国商人在发财致富后每天都到家谱纹章院，搜寻其先祖的纹章，以便能跻身于贵族的阶层。贵族们认为商人是低贱的职业，避免直接参与商业活动。贵族的家庭不愿意把女儿嫁给商人。等等。但是，随着现代化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商人财富日益增长，商人阶层日益强大并充满活力，经济上处于窘境、精神上日趋萎靡的贵族开始偷偷地越过传统的贵族与商人的分界线，放下清高和高傲，与工商业联姻、联手；传统贵族的特权和道德标准开始衰落，一个崭新的融传统贵族、新兴资产阶级、普通市民平民等阶层于一体的近代资产阶级文化诞生。之后，议会改革，工商业资产阶级越来越多地进入到过去由传统土地、世袭贵族把持的上院，拥有了切实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再到今天，成为只有职业区分、没有身份高低不同的、自由、法制的现代化公民社会。

　　再有美国。仅从反映南北战争时期的小说《飘》中就可以看到，即使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对商人的定位也仍然是暧昧不确定的。亚特兰大上流传统贵族阶层的人们，对抓住机遇、凭借智慧、敢于冒险、能够吃苦，在战争中经商致富的商人白瑞德，表现出既爱又恨、既厌又羡的十分复杂心理。

　　因此，观念会转变，但是一个过程。郝思佳最后希望白瑞德回到她的身边。白瑞德最终是以光彩夺目、充满魅力的正面形象留在读者们心中的。以中国的情况看，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和深入，公民时代的到来，新的公共社会价值体系的诞生应该也指日可待。

　　至于文人的经济权利，据我所知，在欧美、日本等国家，版税制度化的情况都比较好，有的作家只写了一两本书，一年中就可以收到很多版税，有的甚至成为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