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明，新加坡著名教育工作者、作家、文艺组织者、社会活动家和商人。1935年9月19日出生于中国厦门禾山。1937年9月随父母移居新加坡。曾任新加坡中正中学教务主任，公教中学教务主任、校长，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秘书长、副会长。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新加坡文艺》、《新加坡文艺报》总编辑、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秘书处主任，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等。

　　问：东南亚华文作家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其中相当一部分同时又是商人，亦商亦文。您在2005年曹安娜的《骆明访谈》中回答这一现象时说“写作是他们的责任”。比如据说印尼的黄东平就是“发愿为华侨（华人）写作”。那么，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产生是否有什么具体的背景？

　　答：有的。首先，东南亚华人相当一部分是商人，而这又与他们居住国的政治环境有关。比如，菲律宾华人大多从事商业，又以零售商和批发商为主。这种情况早在17世纪初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就开始了。有人研究考证其原因，认为，西班牙殖民权贵的生活需求扩大了菲律宾的中国货市场。因为西班牙离菲遥远，日用品必须就近获取，而当时只有华人能提供和满足他们。当时属于明朝时期的中国，综合国力当居世界前列，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资本主义萌芽，海外商贸交流活跃频繁，华人较之原住居民，文化、手工业、商业水平等，都高出一筹；因此他们历史地就成为当时菲律宾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打下了在菲华人最早的商业基础。

　　泰国，华人经商者很多的原因有，曼谷王朝统治时期，泰国社会主要分三个阶层，一是皇亲皇族，二是达官贵人，这两种人属于俸禄丰厚的特权阶层，不必从商。三是平民主要是农民，他们为各种繁重的劳役、苛税所束缚，没有时间和精力从商。还有一个游离于这个社会体系之外的僧侣阶层，他们受国家和民众供养，享有特权，也不必从商。而历史上，相对而言，中泰两国关系一直比较友好，移民泰国的华人不被歧视，安居乐业，华人不用服兵役或劳役，有条件经商，因此，不仅泰国华人多，而且经商者也多。

　　印尼早在荷兰殖民统治的350多年历史中，殖民统治者为了挑拨华侨与印尼族裔的关系，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居民分三等级，一等人欧洲人（含欧亚混血儿），二等人华侨和其他亚洲侨民，印尼族裔为三等人。他们给华侨承包酒、鸦片、盐、当铺、赌博等的特权，又让他们充当零售商和中介，让华侨直接与印尼族裔人民进行经济交往，从而产生是华侨剥削他们的错觉。所以印尼华人，多为中小商人，又以零售商为主，占80%，其次为中盘商、贸易商和批发商等。

　　马来西亚，一方面，马来人主要从事水稻种植等农业，对土地有一种特别的依赖感。另一方面，20世纪初，英国殖民统治者制定所谓保护马来人利益的土地保护政策“保留地制度”，严禁非马来人从事水稻种植等农业。殖民统治者对马来人的教育目标也是培养勤劳本分的农民，马来人普遍缺少高等教育的机会。如此，马来人的发展被局限在农业领域。华侨则被禁止拥有土地和从事农业，同时其他一些重要职业也不被允许涉及，如政府部门的高级职位、军队、警察等。因此华人只能从事商业、采矿业、种植业、建筑业、专业人员等。二战后，华人逐渐转入现代工商业领域。

　　其次，先辈中移民海外的华侨华人，多是迫于生存。能够为了生存而远涉重洋，一定是具有顽强精神和毅力的积极人。再加上中华民族本身固有的刻苦耐劳、勤俭智慧，东南亚华侨华人相当多一部分人显示出致富才能，跻身于小康和中产的行列，且充满活力；因而引起当地政府的不安和担忧，历史上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有过排斥或限制华人的政策和现象。浪迹他乡、寄人篱下的华侨华人身心都缺少安全感。这种艰辛和郁闷，促使他们把写作当作一种记录华侨甘苦历史的使命。黄东平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写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侨歌》三部曲（《七洲洋外》、《赤道线上》、《烈日底下》）。他确实说过“发愿为华侨（华人）写作”，并且还说“为了苦难无告的华侨！为了非吐不快的我自己”，“不但这一生，我要写完它！若是有‘来生’的话，再写它另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