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1993年首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以来，江主席参加了历次APEC领导人会议，对APEC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积极推动APEC向合作的方向发展。江主席多次强调，APEC的使命是开展经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APEC应当是开放、灵活、讲究实际的经济合作论坛，而不是一个封闭的贸易集团。多年来，APEC保持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坚持了经济论坛性质。各成员利用这一论坛交流信息，扩大共识，设定目标和时间表，制定和落实行动议程，推动亚太地区经贸合作。APEC在促进亚太地区开放市场，实现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创造了条件。此次与会各成员领导人以午餐会形式讨论了反恐问题，并就此发表单独声明，既对国际恐怖主义这一目前国际关系中的突出问题表明了立场，又保持了APEC经济论坛的性质。这种既坚持原则又有灵活性的处理方法，既满足了发展中成员的关切，也照顾到了美国等发达成员的利益，受到各方好评。

　　（二）倡导了APEC合作方式。APEC虽然只有21个成员，但包括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类型和发展水平的成员和地区，各成员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宗教、风俗等各个方面不尽相同。江主席在1993年的西雅图会议上提出了区域经济合作应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彼此开放、共同繁荣”的原则。在1994年的茂物会议上，江主席又系统地提出了“相互尊重、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相互开放、不搞排他，广泛合作、互利互惠，缩小差距、共同繁荣”等亚太经济合作的五项原则。在此基础上，江主席提出并倡导了“APEC方式”。这一方式的主要内容是，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原则，得到了各成员的普遍认可和支持，成为APEC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实践证明，“APEC方式”符合亚太地区的实际，照顾了APEC成员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使他们不同的权益和要求得到较好的平衡，保证了APEC合作的顺利进行。

　　（三）丰富了APEC合作内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是APEC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江主席在APEC会议上三次宣布中国自主降低关税，有力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亚太经济合作进程。与此同时，江主席提出了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要与经济技术合作并重的方针，丰富了APEC的合作内容。江主席在领导人会议上多次强调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性，系统阐明了中国关于APEC经济技术合作及其应遵循的原则和主张，明确提出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带动APEC向前发展的两个车轮，应该一起运转，并主张将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科技和环境保护作为经济技术合作的优先领域，提出了加强科技产业和人力资源开发等一系列建议。其中，大部分已成为APEC的合作内容，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进一步改善了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环境，保证了区域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特别是提高了发展中成员的经济技术实力和竞争力。

　　此外，江主席充分利用出席APEC会议之机，积极开展“首脑外交”，阐述我对国际和地区形势的立场和看法，介绍中国外交政策，宣传中国建设成就，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江主席在APEC会议期间多次与有关国家元首和首脑举行会晤，稳定、发展了中美、中俄、中日关系，并深化了我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促进了与各成员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三

　　中国参与APEC的10年，是世界和亚太地区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10年，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显著成就、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10年。深入参与APEC合作，是党中央在正确分析国内和国际形势后，做出的战略抉择。江主席在历次APEC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和主张，是其丰富多彩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世纪之交，世界局势和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和复杂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和平与发展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但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时代的潮流。

　　江主席多次借APEC论坛，阐明中国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并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江主席指出，人类进入新世纪，国际局势总体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江主席在1993年的首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就提出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21世纪”的重大问题，并多次呼吁各国领导人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顺应历史的潮流，坚持不懈地推进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使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纪。江主席郑重向世界宣告，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搞军备竞赛，不参加军事集团，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邻国、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二）倡导共赢共存的全球化，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给各国各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江主席敏锐把握了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合理配置经济要素，提高经济效益，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也是一个积极因素。同时，江主席强调，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全球化增大了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江主席明确提出，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健康发展，并将不利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事业。为此，江主席在APEC活动中一直积极倡导平等、互惠、共赢、共存的全球化，强调经济全球化进程朝着趋利避害，有利于南北国家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APEC在此方面应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这次上海会议上，江主席重申，全球化只有使国际社会的广大成员受益才是公平的，才能有持久和稳定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更为突出和紧迫。在1998年的吉隆坡会议上，江主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因而势必继续加大穷国与富国的发展差距。根本出路在于努力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江主席一直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新型国际关系。在这种新型国际关系中，应允许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促进各国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加强不同文化的交流；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风险；进一步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江主席进一步提出，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在各国充分参与和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制定行之有效的国际规则，正确引导和管理全球化进程，使之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有利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三）倡导充分尊重多样性，以新的角度审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

　　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在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与文明多样性发生着激烈的碰撞。江主席对此指出，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在继承了中国外交“求同存异”这一重要思想的同时，他进一步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要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针对亚太地区既有多样性，又相互依存的突出特点，江主席强调兼容并蓄，才能一起发展，互相借鉴，才能共同进步。在此基础上提出的“APEC方式”，不仅得到了APEC各成员的普遍赞同和认可，也为推动新世纪全球发展合作树立了典范。

　　（四）重视发展中国家，站在历史的高度思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

　　重视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历来都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石之一。如何正确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作用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振兴对促进世界繁荣的伟大意义，是事关新世纪国际格局的重大问题。20世纪下半叶，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改变了国际格局。今天，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发展中国家占世界面积的2／3，全球人口的3／4，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没有世界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在1995年的大阪会议上，江主席表示，发展中国家尽管还面临不少困难，但始终是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江主席指出，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崛起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局势演变的一大特征，那么它们在经济上的腾飞则将是21世纪世界新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将为多极化格局奠定健康的基础，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有利条件，使持久的世界和平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

　　从去年中非合作论坛到今年的亚欧外长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会议、APEC领导人会议，中国在世纪之交承办了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多边外交工作呈现出更加活跃的新局面。

　　当前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就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努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我们相信，在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主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将以崭新的姿态在21世纪迈步向前，继续为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在新世纪，中国将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交往、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不断前进。

　　（作者：外交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