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很多重点大学都把“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大学”作为奋斗目标。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目前国内对此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其结论是：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有一支具有很高水平的、包括一批在国际学术领域有较高威望的学术大师的师资队伍；有一流的科研与实验的设施；有较高强度的教育经费投入，同时还要有一流的教育管理水平。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能够培养一批高质量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能够在创造新知识，发展科学文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与国外的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的高等学校，包括目前已经进入“211工程”建设或重中之重的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尚有一段不短的差距。要解决这个问题，加快高等学校的国际合作，是实现建设一流大学目标的一个重要选择。

　　对于国际合作的作用，至今国内学术界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人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有三个过程：第一是“狼来了”，或者说是“谈狼色变”；第二是“引狼入室”；第三是“与狼共舞”；有人认为，现在所谓的“国际化”，实际上是“少数人化人，多数人被化”，是一些经济发达国家骑在“国际化”的大马上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蹂躏和践踏。虽然这些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但至少存在着一些偏激，即过分强调了国际合作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

　　近年来笔者在进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我国留学人员回归与使用的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研究中，曾在国内数10所大学进行了调研，对近千位留学回国人员进行了个别访谈。目睹对外开放给高等学校带来的巨大变化，我们有一点很深的体会：国际合作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可能是我国若干所高水平大学通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条捷径。

　　其作用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抬高学术起点

　　世界一流大学应当是国际化的大学。“国际化”的主要标志是使学校的教学、科研和产业发展逐步与国际接轨，即所培养的学生应具有国际意识，并有能力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研究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课题；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声誉。因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以“一穷二白”为起点，不能简单地从零开始和从现状开始，而应当以国际学科发展的前沿作为一流大学建设的起点，争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步，才有可能有较大的突破。

　　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德国新闻代表团时就说过，“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大量事实证明，要培养世界一流的研究人才，一定要让学校师生能经常、及时地接触到国际学术前沿的新信息、新知识和新方法，要把最新的知识引入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内容，使他们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一样站在同一学术起跑线上。要出一流的研究成果，必须要在对国际学术前沿进行一番“火力侦察”之后，结合我国和本校的实际，选择学科发展的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才有可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才能异军突起，后来居上。

　　应当说，在这方面，我们是有一些经验教训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曾有过两次高等教育的重建：

　　一次发生在建国初期，新中国刚成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扬言要把她扼杀在摇篮中。当时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一穷二白。而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由于有了当时的“苏联老大哥”的扶持，使高等学校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秩序。我们从苏联引进了一整套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从高校布局，部门办学到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从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基本上是从苏联进口的，后来又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从苏联请来了一批专家，帮助我们培养高等学校的学术骨干。几年时间，我国顺利地完成了对原有高等学校的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体系，扩大了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缓解了社会急需与专门人才短缺的矛盾，高等学校的教学与学术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从而提高了高级专门人才的质量。（注：刘一凡.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史略[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

　　另一次发生在“十年文革浩劫”以后。当时的情况是，关门“闹革命”10年，教学设备陈旧，教师知识老化，教育经费不足，教育思想混乱，到文革后期时我国的高等教育几近崩溃的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等学校才非常幸运地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

　　首先是引进了大量资金，其中包括了世界银行贷款，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的国际基金的援助，使得中国的一些重点大学得以装备一批较为先进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用比喻的话来说就是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买了一批好马，配了一批好鞍”，这些较为先进的仪器设备，为高校科研工作的启动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笔者在武汉曾考察过两个大学，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两所学校在学术层次、发展规模、办学条件和管理水平方面均相差无几，但是由于一些原因，一些学校获得了500多万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使得学校科研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近百名教师获得资金得以到国外深造，学校的学术水平和科研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而另一所学校则因为没有得到“世行”贷款，科研工作发展显得较为滞后，教师队伍存在着不稳定现象，学校发展存在着很多困难。

　　其次，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国际人才交流，使得我国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较快地进行了知识更新，缩短了与发达国家同类人员在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方面的差距。通过联合培养博士生和开展科技攻关的“强强合作”等活动，促进了高等学校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促进了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

　　另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国际合作带来了信息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我国大学教育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变革，引进了世界著名大学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加速了我国教育管理科学化和教育技术现代化的进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中国高等教育就没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今天。

　　关于留学人员作用的评价，目前很多人都停留在对其个人知识和能力方面作用的认识，认为这批人具有“外语水平较高、学术视野宽、能熟练使用先进仪器设备、发展国际交流能力强”等特点和个人优势。在研究中我们发现，除此以外，他们还可以发挥学术辐射和网络节点的作用。即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新课题、新方法和新思想，会像辐射一样在本学科内，本校内，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扩散和辐射作用；他们可以将其在国外所建立的学术网络与国内的学术网络连结起来，起到一个闭环网络的节点作用。

　　国际社科界有一种流行的世界系统理论，也叫中心－边缘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系统包括为“中心国家”、“边缘地区”及在两者之间的“半边缘国家”。中心国家是在世界经济系统的中心，边缘国家是在边缘，稍微有改变的就是半边缘的国家，其中有些曾经是中心国家，有些曾经是边缘国家，他们的变动是因为世界经济扩张及地缘政治不断改变的结果。它会依据全球性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因素而向中心或边缘迈进。中心－边缘的格局是可以改变的。改变的途径之一，是发展高等教育，而发展高等教育的有效途径是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先是学习和引进，通过自我消化，办成自己的东西，达到学术与经济的位能平衡；然后才是创新，从边缘进入中心，最后成为中心。

　　实际上，留学回国人员和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以及来华留学生已经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载体，他们的作用可以使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有效地进行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实现优势互补，较快地抬高学科的学术起点，达到学术上的位能平衡，推动学术水平的整体上升。

　　二、造就学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