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时期的外部封锁包围，我军与外军的交流沟通缺少机会和渠道，各种原因导致我军的形象不甚清晰而招致误解。随着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美国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识先后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具象。

　　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末：“红祸”和“好战分子”的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朝野和媒体上引发了“谁丢失了中国”的争论。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跨过鸭绿江，与美国正式交手。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给美军造成大量伤亡，使“红祸”论蔓延，给美国朝野留下了深刻的扭曲印象。随着双方的对立，美国几乎无从获悉中国军队的任何信息，对中国军队的认识是建立在少数事实基础上的大量臆测，因而对中国军队的认识既片面又负面，且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态。

　　在美国人看来，好像在一夜之间，中国军队从近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形成的组织涣散、胆小怕事、被凌辱的弱者形象一下子变为可怕的敌人。美国人在谈到朝鲜战争对中国军队形象的改变时说：“中国军人一直被看作是一群软弱无力和无能的乌合之众，然而在突然之间他们变为强有力的危险敌人”。朝鲜战争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人懦弱、不堪一击的形象一扫而光，“整整一代人或者说两代人对中国战士的印象是不计伤亡的涌向战壕和坦克。”战争初期，美国沉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喜悦，而且有对中国军队的先入为主，美国人回忆：中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拙劣表现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在美军官兵的心目之中，中国军队是不堪一击的弱旅。难怪朝鲜战争前一位美国将军说，中国要是敢参战那将是一场大屠杀！结果战后英国人说要是中国军队和美国一样的装备，那才真正是一场大屠杀！只不过被屠杀的是美国人。对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的战术，美国人敬佩不已。当中美军队交战的时候，智慧、训练有素的中国斗士形象，不仅让美国人震惊，也让他们产生了恐惧的念头。《生活》杂志曾对此评价道，“20年前还是一群游击的乌合之众的中国红色军队，已经被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威胁的、苏联化的善战力量”。但由于战争中的国家利益倾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大量报道了我军的“好战”。结果，在五六十年代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构建了中国军队是“红祸”的印象。

　　“文革”时期，因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人民解放军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背景，着眼应付美苏两大敌人，积极整军备战。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我军的任务主要是打赢以国土防御为主的反侵略战争。那时美国大体的估计是，中国可以发展相对来说比它经济上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如果一旦同中国打仗，至少会像当年日本那样陷进去而不能自拔。美国媒体广泛传播了中国军队不畏战、时刻准备战斗的形象，这有利于遏止美苏的挑衅行为，从而起到避免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甚至是核战争的目的，但也给美国朝野造成中国军队“好战”的错误认识。当时的中国军队还以“政治狂热”的形象为外人所知。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前美国对中国军队的形象以负面色彩为主色调。

　　改革开放初期至1989年：装备落后、学习西方的同时保持了自身优势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多年的坚冰，为美国人了解中国开辟了通道，美国各界纷纷对中国产生兴趣，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军队形象开始得到扭转。改革开放后，中美在对抗苏联这一大框架下实现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化，中国的身份被美国定位为牵制苏联的战略伙伴，美国媒体和学者在观察中国军队时，站在“同情者”的立场，既注意到了刚刚向世界打开大门的中国，由于长期外部封锁、国内动荡给人员素质和武器装备带来的问题，又发现中国军队的特有优势值得效仿。

　　“文革”结束后，有军事观察员认为，如果用现代军队的标准衡量，中国的常规部队在武器装备、通讯联络、后勤支持以及复杂行动所进行的训练等方面都是不够的，或者说是落后的，军队由于运载工具不足，导致缺乏机动性。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暴露了装备落后的问题。根据《纽约时报》披露的消息，认为中国要抵御苏联的进攻必须大量进口美国武器装备。要实现这一采购计划，以1977年的价格计算大约需要410亿到630亿美元。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解放军与先进武器技术的隔绝是造成落后的主要原因，由于经费不足和为避免政治上的被动，在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军队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积极进行自主研发军事装备。外界还注意到，中国引入国防现代化理念后，解放军作战理论和战略方针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军队强调由以前的应付大规模战争和核战争向打赢周边局部战争转变。解放军80年代的演习以防苏为主，而且规模很大，方面军级别的战役演习不断展开，坦克火力开始取代步兵成为主要突击力量。此时，美国媒体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也比较乐观，“在80年代开始，毛以后的政策路线已经稳固的时刻，中国出现了一种审慎的乐观气氛。”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过程中解放军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沿，甚至成为社会变革的典范。这一时期，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较为落后，但是留给美国的是在政治稳定的环境下积极向外界学习、追赶世界潮流的形象。

　　也有一些人敏锐地发现中国军队的特有优势值得效仿。美国国防情报局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虽然中国军人在文化素养和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军，但中国军人在吃苦耐劳方面优于美军。他们的身体条件非常出色，而且从小就接受民族自豪感和对党忠诚的教育。他们有强烈的服从意识，不畏艰险、努力完成使命。中国军人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积极性最高的军人。有学者注意到，解放军非常注重高级军官的军事职业教育，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这样对高级别军官进行长期专业训练。还有学者认为，“对中国军队来说，社会政治训练成了战略上的财富，成了‘人的因素重于武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战争中还从未发现一支建制齐全的共产党军队陷于瓦解。他们具有强制和说服相结合的灵活制度，又有人的因素重于武器的哲学，只要党组织还保持完好，他们就有抗御能力。”他们认为对于已经停止征兵的美国军事体制来说，采取经济措施和“足够的”经济刺激办法是必要的，但经济因素不能造就一支需要产生并保持战斗积极性的军队，向中国军队一样通过思想灌输和公民教育，可以对部队战斗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地区安全威胁者”和“军力落后”并存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一些美国战略家认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中国，如果迅速崛起，将对美国的国际地位甚至安全构成威胁。于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出现并产生很大影响，中国军事力量“迅速崛起但充满麻烦和威胁”的论调长期充斥美国媒体。

　　1992年9月，美国学者芒罗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物《政策研究》上撰文《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称“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经济飞速发展、军事上显露锋芒的道路，它对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该文造成巨大反响。亨廷顿也于1993年夏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关中国“威胁”舆论的代表性言论。此“中国威胁论”一唱响，在西方、日本和东南亚就拥有大批附和者。据不完全统计，从1992年初到1994年底，在美、英、日、法等国的报刊上先后出现了70多篇宣传“中国威胁论”的文章。1999年5月，美国众议院公布了《考克斯报告》，该报告通过调查报告的方式系统地污蔑中国利用各种手段“窃取”美国的核技术，改进中国的核弹头及运载工具，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并提出了包括加强对中国高技术出口限制在内的38条“建议”。这份报告立即被美国各大媒体转载，并极大地强化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军方“谍报活动猖獗”的负面认识。2000年开始，美国国防部每年(2001年除外)发表一次《中国军力报告》，其间大力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为媒体炒作中国军事威胁提供“炮弹”。2002年7月，报告公布后，著名的网络报纸《世界网络日报》以“突发新闻”的形式，并以非常醒目的、唬人的通红大标题报道：“中国目标：击沉美国航空母舰”，向美国公众传达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带来极大威胁的信息，煽动美国人仇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情绪。紧接着，该报还搞了一个问卷调查，竟然有近92％的接受调查者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的威胁。美联社、《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美国有线新闻网等美国主流媒体也纷纷就此进行炒作。1998年以来，美国学术界还出版了大量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书籍，以渲染、夸大和煽动的形式，臆造出了一个中国军队威胁“国际社会和地区安全”的形象。

　　与上述鼓吹威胁相对的另一种声音则是常把中国军队描述成机构臃肿、装备落后、缺乏战斗力的队伍。《纽约时报》曾撰文称尽管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但是它的装备依然像是50年代的作战部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中国武装部队的装备和训练都很差，而且在大陆境外与现代军队发生的任何对抗中都会被轻而易举地打败。一些智库和媒体撰文，称中国军队在一系列关键的方面，诸如力量结构、行动方针、组织及人员组成等方面，都比现代水平要落后15~20年。中国军队基本上只是一支地面力量，武器装备落后；中国飞行员的飞行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要远远落后；海空军的现役战舰和飞机正面临着淘汰；中国的战略导弹力量只有美国的1/18；中国还没有一艘航空母舰，也没有一架战略轰炸机；中国的军费总额只占全球军费总和的45％，只相当于美国的14％；尽管从俄罗斯购买了新型战斗机、潜艇、驱逐舰及一系列新型导弹，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坎坷、充满变数。中国进行网络战和发展反卫星武器的计划虽听起来吓人，但距真正实现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因此，中国军队的实力非常有限。《华盛顿时报》曾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地面部队有220万人，其中一部分从事生产和其他各种经济活动，另外四分之一装备低劣，训练不足，只有四分之一处于临战状态。一位专家把中国军队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陈旧武器博物馆。”通常当美军方需要增加军费开支，或渲染“中国威胁论”时，中国军力就会被夸大，反之则会被刻意贬低。

　　21世纪初至今：毁誉参半、未来走向不明朗的大国军队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不断巩固，国家和军队的国际形象转变为复合型形象。研究发现，2006年以后，随着中国军队的愈加透明开放，随着中国军队参与维和等国际活动的增多，随着台海局势的相对平静，美国主流媒体对我军理性、客观、正面、善意的报道比过去增多。但是，美国媒体对我军负面报道的力度并未减弱。

　　近年来，我军通过采取设立发言人制度、参与国际及地区维和行动，有效加强了我军与他国军队的互信。一是正面评价开始增多。中国军队在抢险救灾中快速反应、投送兵力的能力，英勇无畏、排险克难的作风，赢得了美国媒体的赞誉。美国媒体认为，中国军队迅速而有效地展示了实力并在救灾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极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威望”，救灾行动赋予了军队更人性化的面孔，中国政府部署大约13万军人及半军事化部队参与抗震救灾的行动非常抢眼。此次媒体还对中国军方此次以公开、透明的全新形象面对世界给予了充分肯定。

　　二是报道评价趋于客观。美《外交政策》杂志全面分析了中国军事力量后认为，“尽管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增强了其阻止美国靠近中国海岸的能力，但目前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军事能力在太平洋区域挑战美国，美国军队依然是全球最强的军事力量。”结论是，虽然中国军事发展很快，但还不是对其恐慌的时候。美国影响力较大的网络媒体《赫芬顿邮报》2010年1月发表文章称，从所有围绕安全利益冲突的讨论来看，北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军力近年来发展迅速，一些国家因此感到“眼红”，坚称中国军力不过是一条不足为惧的“纸龙”。对此，有美国学者认为“纸龙”虽有弱点，但由于美国军队也面临着各种问题，所以中国军力尽管无法威胁美国，但在亚洲还是居于前列。针对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大力发展，有专家认为，中国海军并未步苏联后尘——时刻准备穿越太平洋去恫吓美国，本质上，中国在未来数年谋求打造的是一支“区域”蓝水海军，而非“全球”蓝水海军。从一定程度来说，这些文章是对美国舆论界“中国军事威胁”的一种驳斥。

　　与此同时，负面评价仍是主流。2006年4月，新华社军分社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包括美联社在内西方几大通讯社的中国军事新闻作为样本，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完成了一个研究报告。统计结果表明，他们报道中国国防和中国军队的特点有：一是大肆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军事威胁论”有愈演愈烈之势。只要有与中国军力相关的任何事件发生，外界特别是美国都会再次抛出“中国军力对台湾、对地区和对世界造成威胁”的论调。2013年2月19日，《纽约时报》援引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发布的报告，称该公司历时6年证实实施攻击的黑客组织隶属于解放军，鼓吹解放军的“网络战威胁”，后被证明为是子虚乌有的炒作。二是指责中国军队不透明，尤其是在国防经费方面。例如中国2010年的军费约为779亿美元，但美国新闻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却认为“中国的实际军费高于此数字”，还有报道猜测“中国宣布其军费时可能是有意进行了调整，使其低于实际数字，从而缓解国际社会对其不断强大的力量的担心”。三是用根深蒂固的偏见注解中国军队。美国主流媒体常用一些“标签式语言”描写中国军队。比如，“世界安全的威胁”、“作战能力落后”、“封闭、不透明”、“间谍活动频繁”等负面词语成了报道中国军队时的固定搭配。

　　考察美国政界、学界和媒介眼中的中国军队形象的流变历程，发现尽管随着国际局势和双边关系的变化，舆论界对中国军队偶有肯定和褒扬之举，但对中国军队基本上是以贬损和歪曲为主，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媒体长期以来形成了揭露问题为主的传统，倾向于负面新闻报道。因此，在报道中国军队时，美国主流媒体偏好用带有冲突性、爆炸性的事件来吸引受众的眼球或夸大渲染普通议题来感染受众。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舆论界在根深蒂固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形成了对中国军队的符号化认识。中美交往很多事件都发生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之下，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严重对立导致了相互之间的敌对和仇视情绪，这种情绪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一方在另一方心目中的观感和形象。而形象是长期、渐进、潜移默化积累而成的，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美国由于长期对中国军队的错误认同及错误的身份定位导致其对中国军队采取妖魔化的策略。美国媒体认为中国军队是威胁者的观念在具体对华报道中被不断强化，逐渐被公众、政客和议员接受，形成了当今反感或敌视中国的舆论和民意的刻板形象。这种概念化的思维定式决定了长时期以来美国媒体对中国军队报道的基调。因此，尽管冷战结束已经20多年，美国带有冷战印迹的我军形象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在当前美国社会对我军有较深成见的情况下，如何借鉴实施恰当的公共外交活动，纠正媒体和民众对中国军队的偏见看法，是我军塑造和传播良好形象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