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还从不同国别的视角研究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首先，从中国视角解读中日邦交正常化方面，研究者历史地分析了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得出结论：中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官民并举”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73］有研究者阐述了新中国对日政策的初步形成，内容涉及民间往来、官方挂钩方针的制定与实施等内容。［74］其次，从美国视角探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如宫力的《“尼克松冲击”与中日邦交正常化》［75］，高秀清的《试析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美国政策转轨之因素》［76］。

　　学界还就中日邦交正常化相关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有学者区分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关系正常化的区别，认为中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并不等同于关系的正常化。关系的正常与否不但决定着邦交的质量，而且影响着邦交的走向。中日复交以来，两国关系始终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深层次原因是，日本自明治以来确定并实施大国战略的过程中，其对华关系的本质立场始终都不能说是友好的。［77］刘建平探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其国际政治学意义，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应该以法律文件宣告两国“战争状态”的结束，但由于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拒绝对侵略战争责任的谢罪、赔偿，两国签订“和平条约”的“法律解决”不可能实现；经过日本的超党派外交、情报战活动和“遭遇激战”式的政府间谈判，两国达成了回避“日华和约”和日美安保体制之“政治解决”的《中日联合声明》。［78］有学者总结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大特点：其一，“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方谈判”这一渐进积累的“国民外交”路线最终得以实现；其二，有别于邦交恢复之国际惯例，当年的被侵略国、战胜国中国积极主动，而侵略国、战败国日本则处于被动地位；其三，两国恢复邦交需事先征得第三国即美国的同意。［79］有学者从“过程与结构”的视角分析了中日关系的“不正常”历程，对60余年来中日关系发展中之失误与教训进行了反思，正是日本敌视、蔑视中国的历史连续性，造成了中日关系长期事实上的对立化。［80］有研究者分析了1970～1972年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及其中日复交过程。认为日本国内的经济界团体、大众舆论、在野党和松村谦三集团形成了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民间力量的联合行动，也对政府转变消极对华政策形成了巨大压力。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81］有学者探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曾推行的“政经分离”政策的核心是：政治台湾，经济大陆。即只承认台湾当局，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与日本方面旨在搞“两个中国”的图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82］

　　综上，近十年来，学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和趋势，研究领域从传统的政治、军事领域拓展到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但也应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中尚存有待深入探讨的领域。首先是缺乏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即应处理好微观和宏观研究关系，以防止微观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其次是对相关原始档案的整理研究仍是薄弱环节；再次是应处理好回忆性、纪念性的著作与学术性论著的关系。最后，在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进行历史研究的同时还要考虑“现实观照”问题，特别是总结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同时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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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宋尧：《周恩来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8］钱嘉东、王效贤：《周恩来与中日关系述论》，《党的文献》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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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孔繁丰、纪亚光：《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2］李锦坤、刘玉珊、王贵书：《中日关系中的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3］周兴芳：《周恩来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福建党史月刊》2003年第11期。

　　［14］江培柱：《心似巨岩碎大涛——周恩来总理与中日关系》，《世界知识》2006年第6期。

　　［15］林晓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6期；史桂芳：《邓小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北京党史》2004年第1期（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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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张耀武：《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政经分离”与“政经不可分”之争》，《日本学论坛》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