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自此，中日关系发展已历经40个春秋。在学术研究层面，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近十年来，相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本文试就此做一番学术史的梳理。纰漏之处，恳请方家补正。

　　一、中共领导人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日邦交正常化固然与世界的政治发展总趋势有密切关系，但也与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政治家们的远见卓识、英明决策和积极努力分不开。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作出历史性决策，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学界对此进行了探讨。有研究者从国家历史的视角分析了毛泽东的对日策略，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建立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他以国家利益为视阙，分析了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阻力与可行性，提出了对日外交策略，并于1972年恢复了对日友好关系，促成了对日外交的新发展。［1］

　　周恩来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学界对此的研究成果亦颇多。一些学者集中探讨了周恩来的外交实践活动。他们认为，在推动民间和官方外交方面，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针，即从开辟民间贸易渠道入手，带动和促进官方关系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2］周恩来提出的“官民并举、以官带民”、“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等方针促进了中日经贸往来、人员互访、文化交流等多方面民间交往，最终促成中日外交关系的建立。［3］此外，中日复交谈判之所以能在短短四天内达成协议，是与前期的充分准备分不开的。周恩来领导并亲自参与重建对日外交团队、传递外交信号、接待日本在野党代表以及与日本执政党的直接接触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为中日复交谈判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4］周恩来与日本民间人士和政府官员的交往为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分析，有学者肯定了周恩来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做出的重要贡献，他们倡导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为日本朝野指明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正确方向和基本途径。［5］有研究者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及当事人的回忆，详细记述了周恩来与高碕达之助在万隆会晤的背景、内容，分析了它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和周恩来在这次会晤中表现出来的外交艺术。［6］关于周恩来个人魅力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具有的独特作用，研究者认为，周恩来的信念、思想、性格、人格等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每个方面都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有着多重的关联，中日关系史中的周恩来是“个人”与“总理”的“混合体”。［7］相关研究还有钱嘉东、王效贤的《周恩来与中日关系述论》［8］，纪敏的《周恩来倡导民间交往，促进中日邦交》［9］，张大巍的《中日复交谈判中的周恩来》［10］，孔繁丰、纪亚光的《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11］，李锦坤等的《中日关系中的周恩来与池田大作》［12］，周兴芳的《周恩来与中日邦交正常化》［13］，江培柱的《心似巨岩碎大涛——周恩来总理与中日关系》［14］，等等。

　　有学者围绕邓小平推进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邓小平既维护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又能从大局着眼，暂时搁置分歧，充分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15］相关研究还有刘金田的《邓小平与中日关系正常化》［16］，冯昭奎的《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与中日关系的现实》［17］，魏娟辉的《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及其启示》［18］，王翠的《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处理中日、中美关系的外交智慧》［19］，等等。

　　廖承志作为中国政府对日工作的重要负责人，积极发展民间外交，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特殊贡献。有学者分析了廖承志在促进中日民间外交中做出的努力，认为廖承志坚持对日关系中“两个区分”，即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员区别开来的思想，从日侨回归着手，启动了中日友好关系之门。［20］廖承志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三团体商谈协助日侨回国，使中日民间高层得以接触，从而冲破了吉田政府孤立、封锁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开辟出一条民间交往道路。［21］有学者从廖承志与池田大作的个人关系切入，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拓宽了中日当代史的研究视域。［22］相关研究还有何立波的《廖承志与中日关系正常化》［23］，陈国文的《廖承志与中日友好事业统一战线的建立》［24］，陈国文、邓卫红的《廖承志与中日邦交正常化》［25］，吴学文、王俊彦的《廖承志与日本》［26］，杜海怀的《廖承志、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27］，等等。

　　二、台湾问题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

　　中日恢复邦交最根本的障碍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日邦交就无法实现。以此为切入点，学界分析了台湾问题作为困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因素，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复交前，日本多数首相是“两个中国”论者，这是导致日本长期成为“台独”活动大本营、中日邦交正常化迟迟不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28］复交前日本政府支持“台独”的主要原因是旧金山条约体制、拓展市场和国内政治稳定及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29］反之，中日最终之所以能实现邦交正常化，恰恰是因为双方奉行“中日复交三原则”，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采取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30］相关研究还以田中角荣内阁对华复交过程为切入点，分析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官方立场的形成及实质。认为田中角荣内阁曾在台湾问题上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之后因复交需要而向中方立场有所靠拢。最终，日本政府基于“一个中国”原则在两国联合声明中表明遵守《波茨坦公告》的立场，不仅对中方的台湾问题原则表示了理解，而且也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理上认同把台湾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31］

　　学界还从历史学实证研究的角度，考察了中日恢复邦交与日台“断交”的基本过程及其历史意义。一些学者分析了复交前后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启示。他们认为，池田及佐藤内阁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在台海两岸与日美两国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三国四方”关系，日本则从各方相互竞争和牵制中获取综合战略利益。［32］日台“建交”是冷战初期意识形态斗争加剧、中日关系被严重扭曲以及朝鲜战争热战形势下的产物；中日邦交的实现，给中日两国带来的不仅是历史恩怨得到化解，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国家行为的双方受益。［33］研究者还利用档案文献探讨了“吉田书简”的出笼与“日台和约”订立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34］“吉田书简”以及所谓的“日台和约”奠定了20世纪50～70年代初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导致中日关系长达20多年的非正常状态，不仅干扰了中日友好关系的正常发展，也不利于东亚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35］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产生了消极影响。有学者按照四个不同时期分析了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激进亲台势力的嬗变、活动特点、发展趋势及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36］类似的研究还从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势力的互动入手，从“台独”势力的产生、在日本右翼势力的资助下发展壮大以及蒋氏父子对其的严厉镇压为线索，详细论述了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势力的互动情结及其危害性。［37］相关研究还有谢慧君的《中日恢复邦交谈判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解决》［38］，李伯军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台关系的演变与中日关系》［39］，龚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日本与台湾关系研究》［40］，王鑫的《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比较分析：以台湾问题为例》［41］等。

　　三、日本政党、议员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众多力量作用的结果，两国政党和议员的交往亦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在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政党交往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进行了良好的铺垫；在邦交正常化进程中，两国政党交往发挥了独特的桥梁作用；在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政党交往又为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42］在个案研究日本政党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方面，一些研究者分析了日本自民党政治家松村谦三集团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关系，认为松村谦三等为了打破对华关系僵局而结成的政策集团，通过推进对华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在两国政府及执政党间发挥了沟通政治意图的管道作用，成为日本保守政治营垒中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贡献最显著的政治势力。［43］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过程中，包括公明党在内的日本各在野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独特“补充外交”作用。特别是公明党领导人竹入义胜等非政府人士的访华，为日本政府摸清中方意图、沟通两国领导人的看法、形成复交文件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44］研究者通过考证竹入义胜的回忆录、证言以及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史料，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竹入义胜的身份与作用进行了考辨，认为竹入义胜既非日本政府的“特使”，也非“和式基辛格”，而是充当了为中国政府传递联合声明草案的周恩来的“密使”角色。［45］日本在野党领导人相继访华，为两国政府传递了重要信息，促进了田中内阁迅速访华、实现邦交的决断。［46］在研究日本国会议员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方面，一些学者以日本众议院议员田川诚一为个案进行了考察，认为作为日本阁僚级的保守政治家，田川诚一在中日复交前积极主张对华友好，为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深入展开尤其是备忘录贸易体制的维系身体力行，对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田川对华关系的主要精神基础则建立于中国之于日本国家利益的增进具有重大意义这一认识之上，也正是这个基于现实政治需要的对华观，从根本上决定了田川对华认识及其实践的特质。［47］同样作为日本阁僚级的保守政治家，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古井喜实对实现中日邦交亦做出了贡献。［48］

　　四、民间交流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

　　民间外交在推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围绕民间交流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些学者给予了积极评价。在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政府主导、官民并举”的民间外交事实上已成为政府间外交的一部分。［49］日本民间力量在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方面的作用可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来认识。其中从政治上看，民间交流不但打破了中日之间的坚冰，而且有力地推动日本政府从消极的对华政策逐步走向积极的对华政策并最终实现正式建交。［50］民间外交作为官方外交的补充，为相互沟通、增进了解、推动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做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51］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往来于中日之间的民间力量通常是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团体和个人，他们在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流的过程中，一些非官方行为体往往借助民间沟通渠道，提升两国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层次，为化解矛盾、实现邦交正常化创造条件。［52］不仅如此，中日民间交流始终扮演着官方及其他渠道无法替代的角色，发挥了“贸易入手，以经促政”，“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半民半官，以民代官”，“与官并举，官民并茂”的特殊而又巨大的作用。［53］但也有学者对民间交流的作用持保留态度，认为尽管中日民间交往对两国间的友好尤其是对日本人民了解中国起了重大作用，民间交往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则只是起了“积累”和促进作用，而非决定性的、直接的作用，真正起决定性、直接作用的是中国政府和国际环境。［54］

　　日本经济界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民间贸易在两国间打开了一条重要的联系渠道，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对恢复邦交具有积极意义。［55］在中日尚未恢复邦交前，日本经济界的诸多团体、企业及个人，为两国民间贸易的发展、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同时，日本经济界还通过各种活动，以经促政、以民促官，促使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为中日关系的发展争取有利的宽松环境。［56］有研究者分析了日本战后重化工业的发展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57］有学者通过上海舞剧团访日、中日首次直航、田中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等事件对中日航线的开启进行了考查。［58］通过民间双向贸易，推动两国民间交往和外交关系由不正常、非正式向正常化迈进。中日政治家在设计渐进积累式贸易进程中所表现出的高度智慧，为两国寻找改善关系的突破口，扭转两国关系逆向演变的不利态势，推进中日关系重回良性互动、长久友好的道路提供了必要的参考。［59］

　　关于民间人士研究方面，学界肯定了老一辈留日学人为此所做的巨大贡献。［60］例如，赵朴初通过推动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起了促进作用。［61］相关研究还有刘建平的《战后中日关系之“人民外交”的生成：过程与概念》［62］，詹世忠的《陈毅元帅的“围棋外交”——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特殊一幕》［63］，李妍博的《中日关系中的民间外交研究》［64］，龙春芳的《从对民间因素的探询中谋求中日关系的发展》［65］，田培良的《文化外交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作用》［66］，等等。

　　五、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新史料和新观点

　　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也进行了创新尝试。例如研究者运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层次分析法重新解读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即在体系结构、互动过程、单位属性等三个层次分别阐述和分析中日两国长期不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阻力、最终实现的动力和偶然发生的根源。［67］多学科综合研究方面，有学者采取政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论述执政的自民党各派围绕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所展开的活动，以及外务省、经济界、在野党、公众舆论等诸政治行为主体在中日复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深层次地分析了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的关系。［68］有学者从国际法的视角探讨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法律性质，分析了声明中关于“战争状态结束”的条款以及台湾条款和赔偿条款，认为台湾问题是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关键因素，日本通过外交手段为其对台政策留下了回旋余地。［69］

　　在利用新材料方面，2002年日本外务省公开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有关档案，其中包括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首相的四次政府首脑会谈记录、姬鹏飞外长和大平正芳外相的三次会谈记录以及以“竹入笔记”而闻名于史的周恩来总理与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的三次会谈记录。有学者利用上述文献解读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70］借助近年公开的一批解密文件和当事人的回忆录，结合已有研究成果，研究者以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邦交正常化为研究对象，对田中政权对华建交决策进行了再研究。［71］运用中、日、美三方史料，有学者分析了“尼克松冲击”“造成美国对日本越顶外交”的原因及20世纪70年代中美接近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认为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已表明中美接近的不可逆之势，日本朝野的部分人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对一直以日美关系为主轴的日本来说，参照美国的行动来调整对华关系，从而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获取更多支持、扩大国内市场奠定了基础。［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