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对日政党外交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国际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解冻，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1971年，中方抓住日本内阁更迭对华政策调整的契机，不失时机地加大力度推进“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寻求与日方各种渠道的非正式接触以了解情况、沟通信息，展开了以争取日本政府领导人访华为目标的超党派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奉行“人民外交”的外交理念和政策行为，对于日本各在野党推动中日关系、影响日本政局和社会舆论的作用相当重视。1969年1月，公明党全党大会提出了《公明党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发表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法途径》一文，周恩来对此曾作出过相当高的评价。作为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曾于1971年6月率代表团访问过中国，同中日友好协会发表了联合声明，主要内容有：“一个中国”、“日台和约”非法、“反对美国驻军台湾”、“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等，这个声明是周恩来根据公明党的对中政策定案的，以后成为对日交涉的“基本三原则”。周恩来在会谈中表示：“从公明党成立开始，我们就关注你们的主张。你们对发展中日关系有着很好的建议，所以我们要请你们来中国。对如何尽早实现中日邦交，你们有正确的意见。”［2］
1972年，为了向日本政府传达更为明确的信息，推动犹豫不决的日本领导人早日作出决断，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中方首席代表肖向前赴任东京后不久，于7月23日转交了中方邀请竹入义胜尽快访华的电报。中方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对于公明党的重视，是公明党在日本国内提升政治地位、扩大社会影响的好机会。但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仅依靠在野党的实力和地位是不够的，必须需要政府间的协商来确定。因此，竹入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的授权以便其在访华期间与中方讨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相关问题。竹入回忆说:访华前和大平外相在饭店见了四五次。我问他，田中首相到底有没有决心实现日中邦交，大平外相一边吃饭一边说“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和中国方面接触并收集情报”，“正在讨论各种问题”等敷衍搪塞的话，其他的什么也不肯多说，连一句“请多关照”的话也没有。“我在访华前两天的晚上秘密地去了田中首相在目白的家，正在吃寿司的田中首相说的话却让我大吃一惊。他说，竹入君，我才刚刚当上了首相，如果马上着手日中问题的话会遭到台湾派的强烈反对，田中内阁就会垮台。我现在没有精力考虑日中问题，也不想采取任何行动。”见田中如此消极，无可奈何的竹入只好退而求其次，提出“请你亲笔写个条子，就说我和你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但田中毫不留情地给予拒绝：“这可不行，会让中方误认为你是我的代理”。田中和大平的拒绝，使本来准备带着田中的口信或亲笔信去访华的计划落空了。这使竹入左右为难：不去北京，对中方失礼，以后难以再打交道；去北京，没有日本政府的委托和意见，怎么跟中方谈判呢？情急之下，竹入“给正木(良明)政策审议会会长打了电话，让他把手头所掌握的有关日中关系的资料都找出来，从中整理出日本政府对于日中邦交的基本观点。但是不能站在中国和亲中派的立场上，而且这些观点要能得到广大日本国民的理解”。由此形成了所谓“田中准备与中国谈判的20项内容”。因此，竹入访华与周恩来会谈时交给中方的所谓“田中准备与中国谈判的20项内容”，并非由日本政府拟制形成的草案，而是公明党两位领导人自说自话编写的一篇“作文”而已。［3］
那么，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高扬“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的旗号，经过激烈竞争才获胜的田中，为什么在不到两个星期后就改变态度呢？从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情况分析，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尽管当时日中友好已经是大势所趋，但田中仍然担心国内右翼势力的压力，因为自民党内亲台派议员人多势众，强烈反对日本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迫使田中在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小心翼翼、谨言慎行。第二，出于政府主导外交的制度要求，田中、大平都极力确保政府对外交的控制，不想借助在野党的力量来完成秘密外交。第三，鉴于中方曾提出中日复交三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废除“日台和约”。田中担心废除“日台和约”会引出赔款问题。第四，当时田中内阁已经和率领上海舞剧团访日的孙平化取得了直接联系，正就有关的访华事宜进行秘密交涉，不希望节外生枝，更担心万一竹入与中国谈判失败、消息走漏，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竹入第二次访华并非是作为“特使”受到了日本政府的委托和授权，而是接受了中方的紧急邀请来到中国的。
1972 年7月25日，由竹入义胜、正木良明和大久保直彦3人组成的公明党访华团从东京出发。中方最初曾希望竹入一行能像基辛格那样秘密访华，提请代表团先到巴黎、再转机飞往北京。可是由于事前走漏了风声，因此只能按照当时的惯例，从东京到香港转机再到北京。公明党代表团到达香港机场时受到了新华社驻香港分社领导的迎接，并安排竹入一行坐汽车从深圳入境直达广州机场，然后乘坐专机当天夜里抵达北京。从东京到北京能当天抵达，这在中日交流史上还是第一次。之后，竹入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进行了会谈。据竹入回忆说：“我向廖承志和王晓云谈了十多条想法，并告诉他们这不是田中首相的口信，而是我们整理的内容。”王泰平对廖承志和竹入次日举行的正式会谈有如下记述：“7月26日上午8点，廖承志会见田中首相‘特使’竹入义胜。竹入说他访华前和田中首相谈了三次，田中让他向周总理转告以下几点：（1）双方同是东方人，所以在遵守信义这一点上绝没有问题；（2）关于访华日期还要看看情况；（3）田中希望中方派廖承志先生率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访日；（4）田中希望访华时能直飞北京。”［4］在会谈中，竹入还以日中邦交正常化在日本国内面临很大困难为由对中方施加压力，要求中方接受“认可日美安保条约、不废弃‘日台和约’、维持日台交流”等三项条件，声称如果中方不接受这三项条件，不仅日中邦交正常化难以实现，连主张推进这一政策的田中内阁恐怕也难以为继，如果田中首相在这一问题上不能统一国内意见，就不得不考虑内阁总辞职、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5］
众所周知，国内政治和社会舆论的变化固然会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但国内政治和社会舆论并非是决定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唯一的、最关键的因素。日方在与中方谈判时，不仅竹入，包括田中、大平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反复强调日本国内政治和社会舆论对外交的制约，以迫使中方作出让步和妥协。这种谈判手法与中方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为对方考虑、照顾对方困难的做法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中方接受日方的辩解，主要是为了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善国家安全环境，以便进一步构建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大战略，因此力争求大同、存小异，尽量避免在技术问题、文字含义上与日方纠缠不休。
二、周恩来—竹入会谈与“竹入笔记”
1972年7 月27~29 日，周恩来三次会见竹入义胜，向日方提出了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构想和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
在周恩来—竹入的前两次会谈中，双方提出和讨论了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些问题：如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将包括哪些内容、如何表述？是否触及日美安保同盟条约？怎样处理1969年发表的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如何解决“日台和约”问题？竹入表示，田中对复交三原则表示理解和尊重，但表示“日华条约（即‘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是个难题。竹入认为，只要日中恢复邦交，日美安保同盟针对中国的效力将不复存在；一旦日中建立邦交，“日台和约”即自然失效。这表明，日方希望在尽量减少对日本国内的冲击和造成国际震荡的前提下，在不明确战争责任、不承担赔偿义务的前提下，对此前有关日中关系的国际法文件进行模糊处理，通过“法律解决”尽量低调地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中方则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虽然涉及法律问题，但本质上还是政治外交问题。周恩来指出：中日“邦交如能恢复，一切就成为过去。这是从政治的角度说的，法律就不适用”。所以必须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决断，因势利导尽快达成外交关系的恢复，不必拘泥于繁琐的法律条文的释义和解读。竹入赞同中方的看法，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虽然应该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进行“法律解决”，但如果严格按照国际法的条款规定，将出现各种难以协调的问题，如果是“政治解决”，双方都会从政治现实出发而变得有“弹性”了。［6］
(一)第一次周恩来—竹入会谈
在7月27日下午的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首先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历届内阁的对中政策，并感谢公明党为中日交流所做的努力。然后周恩来就恢复中日邦交的程序、复交后日本和台湾的贸易问题谈了看法。当在座的王晓云告诉周恩来“昨天自民党日中协会初步统一了两个方案，一个是以发表联合声明的形式恢复邦交，然后再缔结和平条约”时，周恩来马上说：“这个方案和我们的意见基本一致。”接着周恩来谈了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田中首相)到了北京不发表联合声明就失去了访华的意义，为了让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能安心地来到中国，(联合声明)（1）可以不涉及日美安保条约；(2)1969年佐藤和尼克松发表的共同声明也不涉及；（3）日方声明尊重中日复交三原则。”为了促使田中首相尽快作出政治决断访华，周恩来在会谈将近结束时说：“我们不会让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为难的，为了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希望他们早一点来。直飞北京是个好方案。”［2］（pp.3~18）
在会谈中,周恩来并没有认真追问或核实竹入是否具有政府代表身份和谈判资格的问题，而是说：“根据竹入先生的判断，把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意见告诉我们，非常地感谢。”对此，心中一直忐忑不安的竹入顺水推舟地回答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周恩来再次邀请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到北京来，经过谈判发表联合声明、恢复邦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了，“这样全世界人民就放心了”，等联合声明发表后，和平友好条约等问题就交给法律专家吧，［7］强调了政治解决的意向。
周恩来问竹入，田中新政府是否像田中已多次说过的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主张的复交三原则。竹入回答说是的。周恩来再追问，你的意思是说尊重中国方面的立场？竹入回答说，从客观上说，是尊重中国方面的立场。［8］由于竹入说明田中首相“理解”中日复交三原则就是“尊重”之意，周恩来进一步表示中日联合声明将不直接触及“日台和约”；竹入提出“中日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外交关系”，其逻辑结果就是“日台和约失效”，周恩来介绍了“毛主席说要放弃赔偿要求”，不能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不给日本政府“出难题”的基本考虑，竹入表示“感谢不尽”。［2］（pp.3~18）值得注意的是，竹入使用的是“尊重”而不是“认同”、“支持”的用语，暗含着“尊重”但不一定“同意”和“支持”的语义。这种刻意区分和严谨使用不同语气、不同意蕴的语词，一旦对方质疑就利用两国文字语言的差异进行模糊性解读的手法，是日方出于“法律解决”的意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经常使用的，反映了日方一直企图淡化和模糊侵略责任的潜意识。
中日复交三原则互为因果、缺一不可，要求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享有作为国际法行为主体订立和平条约、结束战争状态的权利和义务，构成了中国对于国家主权合法性的基本诉求，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的规定性前提。由于是否认同这三项原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必要前提，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台湾问题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核心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日台合约”以及何时结束战争状态等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焦点之一。
会见竹入以后，周恩来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然后将这一文件提交毛泽东审阅。［9］从时间上看，《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这一文件大体上已经草拟完成，但要根据与竹入会谈的情况了解日方看法之后做最后的修订和讨论，然后才能提交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定夺。这说明，中方确实将竹入视为日本政府的代表，并准备经竹入向日本政府转交中方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立场，为此，从接待方式到谈判内容都事先做出了精心准备和安排。
（二）第二次周恩来—竹入会谈
7月28日，周恩来与竹入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并共进晚餐。周恩来首先批评了7月27日《东京新闻》、《读卖新闻》中有关中日关系和田中首相访华的报道：“报道说田中首相访华不等于承认中国，如果不承认中国，他来干什么呢?”“田中首相来中国只是为了表明战争状态的终结，这个太滑稽了”。“如果按照《东京新闻》所讲的签了和约以后才能实现中日邦交的话，那就是在浪费时间。”再一次郑重表明中方邀请田中首相访华的目标是，首先发表双方政府的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及稍后再签署中日和约的基本考虑。之后，周恩来针对田中首相关于美国可能不希望日本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的担心，分析了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不同：“中日问题和中美问题是不一样的”，“中日两国之间有二十多年交往的历史，而中美之间却没有”，“美国和蒋介石之间缔结了军事条约，而日本只是签订和平条约”，“日本应先于美国同中国建交”，“这一点应该据理说服美国”。周恩来此举意在告诉日方，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条件比中美更为有利，中日在中美前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仅不会引起美国的不满，而且也是美国所希望的。为了让日方放心，周恩来强调：“基辛格也说过他赞成中日友好。现在中日两国人民想早日实现邦交，美国没有理由反对。请你把这些转告给首相，如果首相要取得美国的理解，那么由中国来向美国打招呼。”周恩来最后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不仅对中美两国有利，对全世界和平也有利。这一点，中日关系也一样。中日早日复交，不是为了反对美国。［2］（pp.19~26）实际上，由于中美关系已经解冻，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也曾商讨过日本问题并达成了共识，日方的担忧是杞人忧天。
(三)第三次周恩来—竹入会谈
7 月29日，周恩来与竹入举行了第三次会谈。［10］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对竹入说：“我们的第一次、第二次会谈是交换意见，现在我想说明中方草案的要点。对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做决策会有帮助”，要求竹入认真记录并将有关文字记录转交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以便参考。周恩来还强调指出，如果日方觉得要点草案的内容有什么问题，双方完全可以继续商量。这份草案一共包括八项要点和三项默契。八项要点有：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结束。第二，日本政府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这个基础上两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第三，双方声明，中日两国建立邦交，符合两国人民的长期愿望，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第四，双方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中日两国的关系。中日两国的纠纷，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第五，双方声明，中日两国的任何一方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任何一方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企图。第六，双方同意，两国在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第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日本国放弃要求战争赔偿权。第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扩大人员交往，在和平友好条约签字前，在必要和现已商定的基础上分别缔结通商、航海、航空、气象、渔业、科学技术等协定。三项默契都涉及台湾问题：第一，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第二，联合声明公布后，日本政府从台湾撤走其“使馆”，并采取有效措施，让蒋介石集团的“使领馆”撤出日本。第三，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企业，在台湾解放时，给予适当的照顾。［11］以上八项要点和三点默契充分证明了中方在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时，采取了由最高决策层作出政治决断、回避法律陷阱和纠缠于文字的“政治解决”模式。
对于日方关心的日美安保同盟、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日台和约”的处理等问题，周恩来总结说：这个联合声明的条文回避了日美安保、佐藤与尼克松声明的“台湾条款”和“日台和约”，因为“既然你来了，就希望成功。而且，如果恢复了邦交，也都成为过去了。”竹入则表示：要把周总理的厚意负责任地转达给田中和大平。［2］（pp.27~38）至此，中方已经通过与竹入的三次会谈转达了关于中方的基本立场。之后，周恩来换了较为轻松的话题：“竹入先生来中国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非常地忐忑不安啊，现在没有必要了。”竹入说：“我觉得日本政府大概提不出更多的意见。我非常感谢贵国的好意和宽宏大量。”最后，周恩来表示：“田中首相访华的时期最好在9月下旬”，“我将抽出比接待尼克松更多的时间接待他们，因为他们是来建交的”，并当场同意日方飞机从东京直航北京以及廖承志率团访日。会谈结束时，周恩来严肃地告诫竹入：“这三次会谈的内容都非常重要，除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以外，一定要严格保密”，“我相信你们会完成任务”。竹入回答说：“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至此，竹入的中国之行“功德圆满”。［2］（pp.27~38）
竹入认真记录了中方草案的要点，将这些内容作成笔记，并与中方反复核对，史称“竹入笔记”。返回日本后，8月4日将“竹入笔记”转交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8月11日，大平正芳再次会见在东京的孙平化、肖向前，并正式转达了田中访华的决定。孙平化、肖向前立即电告国内。接到电报告后的当晚，周恩来即召集相关人员进行研究，决定由姬鹏飞外长发表声明欢迎田中访华。8月12日，中国宣布：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12］“谈判并解决”这五个字是周恩来要求明确写入的，就是要让日方明白，田中要么不来中国，只要想来，就必须有谈判并最终解决问题的决心；如果来了，就必须谈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成果。8月15日，田中角荣会见孙平化、肖向前，首先感谢周恩来的邀请，然后表示由于自民党内还有较强的反对意见需要妥善处理，为做到万无一失，希望中方暂时不要公布他访华的具体时间。尽管此后日本政府抛开竹入，与中方直接展开协商。但无论如何，“竹入笔记”确实是一份促成犹豫不决的田中内阁决定迅速访华的历史性文书，使日本政府在了解中方立场的基础上，最终做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断。
为了将对华交涉的主动权转到执政党手中，田中先后派了两个自民党代表团访华。9月9日，古井喜实访华并带来日方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意见，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9月14日，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代表团访华。由于该协议会成员多数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举棋不定，所以田中派该团访华是希望中方做说服工作。周恩来两次会见该团，一方面对代表团访华给予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也严肃批评了自民党副总裁推名悦三郎作为“特使”访台时，宣称“日台关系包括‘外交’关系在内将原封不动保持下去”的说法，指出中方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绝无改变余地，坚决打消日方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幻想。9月21日，日本政府以内阁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正式宣布：田中首相将于9月25~29日访问中国，通过两国首脑会谈，使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日中关系正常化，建立和平友好关系。至此，日本政府明确回应了中方要求，表达了田中通过正式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
［ 参 引 文 献 ］
［1］《竹入·周会谈的日中共同声明关联部分》（竹入·周会谈记录），日本外务省档案：01-298-2，复印第5部第3号。
［2］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等编：《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约缔结交渉》，岩波书店2003年版，第205~206页。
［3］参见胡鸣：《周恩来的对日外交和田中访华——〈竹入笔记〉诞生始末》， http://www.zelyj.com/222222/html/?3356.html。
［4］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等编：《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约缔结交渉》，第205~206页；胡鸣：《周恩来的对日外交和田中访华——〈竹入笔记〉诞生始末》, http://www.zelyj.com/222222/html/?3356.html。
［5］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等编：《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约缔结交渉》，第3~18、197~210页；《竹入義勝元公明党委員長は語る》，《朝日新闻》1997年8月27日；正木良明、古井喜実、岡田春夫：《平和友好条約へ決断のとき》，《朝日アジアレビュー》1977年第3号，第12页。
［6］竹入义胜：《こうしてできた日中復交の骨組み》，時事通信社政治部编：《日中复交》，时事通信社1972年版，第146页。
［7］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等编：《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约缔结交渉》，第3~18、197~210页；《竹入義勝元公明党委員長は語る》，《朝日新闻》1997年8月27日；NHK取材班：《周恩来の決断》，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3年，第71~76页。
［8］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版，第540页。
［10］《竹入·周会谈的日中共同声明关联部分》（第三回竹入·周会谈记录），日本外务省档案：01-298-2，复印第5部第3号。
［11］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等编：《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约缔结交渉》，第27~38页；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9~96 页。
［12］《姬鹏飞外长受权宣布周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人民日报》1972年8月13日，第1版。
［责任编辑：叶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