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一直进行着不懈努力，而日本政府则采取反华政策，极力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1972年7月田中 内阁成立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出现了契机。田中内阁成立伊始，田中角荣首相就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展现了积极务实的态度，很快中日两国就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这一过程从 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到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发表，仅仅用了85天。本文拟就这85天内中日两国政府的态度、采取的实际步骤以及最后五天的谈判和协商过程等问题作一概述。

　　中国政府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付出的努力

　　1972年6月底，日本政府面临大选。此时，中国外交部和负责日本问题的专家已开始关注日本政局的动向。7月7日，田中角荣在大选中获胜。他在筹组内阁之后，便很快就中日两国关心的“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表现出积极态度。对此，中国政府立即表示赞同和欢迎。7月8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及外事、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商讨推进中日关系问题，要求新闻单位积极工作，不能掉以轻心，在宣传报道上全面、准确地体现促进中日友好的精神。他还指出：“我们对日本，过去只搞人民外交，不同官方往来。今后当然主要是搞人民外交，但同官方也要往来。形势变了，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不变。情况变了，我们要积极工作。” 7月9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宴会上再次强调，田中内阁“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7月10日，周恩来在会见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时说：“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27年来日本政府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这样做没有理由不欢迎。”7月上旬，他特意嘱托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的外交部日本处处长陈抗向正在东 京的孙平化转达：要他抓住时机，争取向田中首相当面转达他的邀请和传话，“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7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说：“恢复中日邦交，是两国人民的长期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恢复中日邦交并不是要反对哪一个国家，不是为了反对美国或者反对苏联”，“如果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谈恢复日中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

　　为了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和促进田中角荣首相访华，7月10日，周恩来派孙平化以上海芭蕾舞团团长的身份率团访日，并指示他通过广泛积极的接触和细致的工作，推动田中首相访华，解决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孙平化访日期间，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地接触了包括内阁大臣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7月22日，大平正芳外相在会见孙平化和肖向前（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时，孙、肖二人向大平外相转达了周恩来欢迎田中角荣访华的正式邀请。

　　7月25日，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问中国，就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有关问题，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交流和协商。从7月27日到29日，周恩来连续三个晚上和竹入义胜举行会谈。在会谈中，竹入义胜把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一些设想和主张都转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也把中国方面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态度、设想和《联合声明》草案要点透露给竹入义胜。这些要点是：中日两国永远友好；理解邦交正常化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国的战争状态以联合声明的方式宣告终结；废除“日台条约”；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认和平解决纠纷问题；不谋求霸权；放弃战争赔款；缔结友好条约；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内政问题；日本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解放台湾后，保障日本投资。竹入义胜把会谈内容进行了整理，形成了后来被日本报界所称的“竹入笔记”。

　　竹入义胜于 8月3日晚回到东京。8月4日，他便把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向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作了汇报。在了解中国方面基本想法的基础上，8月11日，大平外相再次会见孙平化和肖向前，正式向他们转达了田中首相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及将要前往中国进行访华的决心。于是，孙平化当天回到北京，把从东京了解到的情况向周恩来进行了详细汇报。周恩来听完汇报后，决定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8月12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受周恩来委托，发出了中国总理的邀请，欢迎田中首相访问中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向日本首相发出的正式访华邀请。8月15日，孙平化、肖向前再次访问日本，田中首相在东京帝国饭店接见了孙平化和肖向前等人。会见时，田中首相表示他已决定访问中国，并希望通过访华取得丰富成果。9月14日，以小坂善太郎为首的自民党访华团到达北京，同周恩来进行会谈。在此基础上，中日两国政府于 9月 21日同时发表关于田中首相访华的公告。公告的发表表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已水到渠成，指日可待。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本来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事。但这一事情涉及两国政府，仅有中国一方的努力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日本政府也必须有同样愿望方可最终使两国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而这一契机，恰好在田中内阁就职后出现了。

　　日本政府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决心的下定

　　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田中角荣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并担任首相，大平正芳出任外相，这固然与田中派在自民党内占据优势有关，但毫无疑问，这也与田中在佐藤内阁后期便开始关注并主张解决中国问题，因而人们对他抱有期望有关。

　　早在佐藤内阁时期，内阁首相佐藤荣作采取反华政策，而当时担任通产大臣的田中角荣则主张恢复日中关系。1971年7月，竹入义胜访华归国后不久，田中会见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和他的两位秘书，请桥本恕草拟日中复交的可行性方案。1972年1月，田中在随佐藤首相参加圣克利门蒂会谈时，曾向尼克松总统说：如果能够和地球上43亿人口中拥有近 9亿人口的中国合作，这就会大大有利于保卫远东地区乃至亚洲这个广大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故不能忽视中国的存在。此后，他又进一步说：“对我国来说，过去一百年的政治，总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中国问题常常是日本政治的基点，日本政治撇开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把形同内政的中国问题束之高阁，对日本是不利的。在我的心中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中国问题必须设法尽快解决，而且是越快越好。”

　　1972年3月，田中对田川诚一明确讲：“一旦我取得政权，便立即实现日中复交……中国方面的原则是正确的，几乎都可以接受。”不久，田中就日中关系再次指出：“从日本来说，不仅需要日美安全条约，还要与中国结成友好关系。有了日美中三国的等边三角形关系，就可以维护远东和平。日本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是比在亚洲成立另一个北约更强有力的安全保障。”1972年4月21日深夜，田中与大平正芳、古井喜实会晤时再次明确讲道：“如果我当上总理，就请大平君任外相，全力以赴地打开日中关系。” 5月18日，古井喜实访问中国，他对周恩来说：田中将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如果田中就任首相，一定会着手进行日中复交，那时，大平将以某种形式协助，构成理想的体制。

　　在佐藤内阁难以维持并表示公开引退之际，自民党内在酝酿接班人中出现了分歧，以田中角荣为首的一派同以福田赳夫为首的另一派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而以田中为首的一派明确提出要同中国恢复邦交。7月2日，在三木武夫的推动下，自民党内形成了田中、大平、三木等三派联合，田中占据较大优势，顺利当选为自民党总裁。

　　田中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后，表示要立即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付诸实施。他说：“战后经历四分之一世纪的日中关系，从两千年的历史来看，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为了不再次地引起纷争，应当以现实的态度处理正常化问题……我认为正常化的时机业已成熟”。在内阁组成后，他首次会见记者时又说：“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大平正芳则表示：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应该采取“负责的行动，独立做出决定”，“要下决心从事日中邦交正常化工作”。田中内阁还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认为邦交正常化是日本大多数国民希望的，要脚踏实地推进，为此，“政府间的谈判是不可缺少的”。

　　日本政府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采取的实际步骤

　　田中角荣担任首相后，不仅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态度更加积极，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而且还将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上了议事日程。

　　7月13日，田中内阁便把自民党的“中国问题调查会”改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它作为首相的直属机构，有众参两院的249名议员参加，小坂善太郎任会长。7月24日，协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田中指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政府对中国方面所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没有异议，对复交三原则表示理解”。然后，他又提到关于访问中国的问题，如关于访华日期和访问日程等，要由协议会进行慎重讨论，由全体会议决定。同时，他还表示：“要与大平外相、小坂会长紧密联系，商定日中政府间谈判的具体问题。”

　　（一）确定访华日期

　　在日本在野党的大力推动和中国方面积极态度的感召下，田中内阁首先在7月24日、25日大体确定了访华日期，即9月下旬到10月上旬。

　　（二）确定访华人选

　　7月10日，古井喜实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发表文章，强调了首相访华的必要性。尔后，古井强烈建议大平外相访华。在古井喜实的建议下，田中内阁在8月5日至10日之间，决定田中首相访华。8月11日，正当孙平化访日之时，大平外相把田中访华决定正式通知中国。

　　（三）讨论和落实日本草案的签订方式

　　最初，日本政府想先就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与中国方面举行会谈，然后再进行和平条约问题的谈判。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最后确定先就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关于草案的方式是用联合声明还是用联合宣言方式的问题，田中内阁经过商议认为：如果用联合声明的方式就无须国会批准，假如用联合宣言的方式，则须报送国会审议，这样既浪费时间，又很费事。最后在8月20日前后确定为采取联合声明的方式。

　　（四）磋商日本草案的具体内容

　　一是对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日本政府已经承认，没有争论余地。但是，对“充分理解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中国方面的立场，如何表述有些犯难。如果开门见山地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那么就与《日美安保条约》中的“远东条款”发生冲突，美国绝不会轻易赞同。后来，福田赳夫在国会上提出：“荷兰与中国建交时已开了先例，因此，即便是直截了当地表述有困难，不妨参照荷兰那种程度的写法，想必中国方面会同意的。”于是，这一点比较快地确定下来。

　　二是对“日台条约”的处理。如果日本与中国恢复邦交，“日台条约”从理论上就得废除，日本方面因此决定采取在理论上加以消灭的想法。只是在阐明的方式方法上，是否用日中双方都同意的方式，内阁法制局讨论到 8月28日，才以日本政府单方面的意志来宣布的方式确定下来。

　　三是对结束战争状态的表述。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日本外务省一直坚持认为，“日台条约”的缔结便已说明日中结束了战争状态，在联合声明中只需加以确认便可。由于持这种观点的人比较多，这种观点最后未加改动地写进了日本草 案中。

　　（五）中日邦交交涉工作由大平外相负责

　　田中首相虽然决心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但考虑到自己缺少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为使这一工作更加顺利地进行，他决定把外交事务完全委托大平外相全权处理，大平外相由此投入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具体工作中。

　　一是大平外相于7月22日至8月11日先后四次会见孙平化和肖向前等人，基本上达成了田中首相访华的一致意见。7月25日、27日至29日，大平外相委托多年来为日中邦交正常化作出不懈努力的竹入义胜和自民党有识之士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沟通，彼此增进了解，加速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二是大平外相陪同田中首相前往美国，就日本首相访华一事想得到美国的谅解。为了能使田中首相访华顺利成行并获得成功，8月31日，大平外相陪同田中首相飞往美国夏威夷群岛与尼克松总统进行会谈。会谈时，田中首相首先对尼克松说：日本“要坚持日美安全条约体制，同时表示不管成功与否，要着手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对此，尼克松明确表示：“对于前者表示感谢，对于后者预祝成功。”

　　三是大平外相一直关注着中国动向。对于全权处理日中邦交交涉工作的大平外相来讲， 8月31日的美国之行，他不免有些担心：“既然日本要坚持日美安全条约体制，中国方面会不会接受邦交正常化的谈判”。经过观察，他认为，“如果中国方面对于以日美安全条约为基轴的旧金山体制不提出异议，多年来成为悬案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就应该借此时机加以解决，看来中国对日美安全条约已经采取灵活而现实的态度了”。所以，大平外相认为：“处理这一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敦促田中首相尽快做出决断，着手进行正常化的谈判”。

　　四是大平外相派古井喜实带着日本政府草案到中国进行协商。9月9日，古井喜实到达北京，廖承志会见了他。会谈时，古井就日本政府复交的想法要点，从政治角度作了说明：对恢复邦交的方式，希望采取发表联合声明的方式。声明的内容方面，在正文前应有前言，前言要明文规定三件事：表明日本方面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反省；写明邦交正常化是两国人民的愿望，是为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这一邦交正常化的宗旨；要表达两国的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应当相互尊重各自的立场与和平共处这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问题。关于正文：双方表明结束战争状态；立即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派大使；发表联合声明的同时断绝日台关系，亦即日本政府对于“日台条约”要以某种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废除；今后通过外交机构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等等。对此，廖承志表示：“日本的想法我明白了，我个人基本没有异议。立即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于9月12日会见古井，就日本草案讲述中国方面的见解，其要点有四：第一，要表明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排他的这一宗旨；第二，指出对于结束战争状态的表述，与中国方面的想法不一致；第三，希望日本方面对复交三原则要表明总括性的态度；第四，对于废除“日台条约”问题，可以同意日本政府所提出的由日方采取单方面措施的想法，但中国想知道日本政府何时、何地、用何种形式表明。9月19日，周恩来又一次会见古井，再次详尽地说明 了中国方面的立场。

　　古井通过这几次会谈，了解了中国方面的想法。他认为：“在基本点上双方没有大分歧，问题可以说在于表现方法上。”于是，古井连夜给大平外相写信，汇报与周恩来交谈的详细情况，并指出：“我认为以后的工作不会有困难，因此，似可等田中首相或足下访华后正式会谈时再做决定，或者先由我负责搞好呢？望以暗语电报示知。”这封信托9月20日与自民党访华团一起回国的桥本恕捎回。大平很快用暗语回电称：“待首相访华时谈判，可回东京”。9月2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发表谈话，宣布了田中首相访华的日程。

　　9月23日，古井完成了秘访中国的使命后，回到日本。24日，他把与中国方面会谈的情况向大平外相作了汇报。大平外相对田中首相说：“中国方面的真正意图已经摸清，现在就等干了，你过去是说一不二的，那么让我们下决心大干一场吧”。田中首相当即应允：“人生一世，花开一度，干吧！”这样，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进入了决定性阶段。

　　田中内阁决心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是战后几届日本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反华政策的根本性改变。这一改变体现了田中内阁致力于日中友好的远见卓识和胆略。正是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这一改变，日本方面的大门才最终敞开，并使中日和平友好成为可能。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最后五天的谈判和协商

　　经过中日双方的努力，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谈判终于开始了。9月25日8时10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一行52人乘专机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直飞北京。11时30分，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中国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

　　9月25日下午，两国领导人开始举行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姬鹏飞、廖承志、韩念龙、亚洲局局长陆维钊等；日本方面有：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二阶堂进官房长官、亚洲局局长吉田健三、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等。在会谈中，田中角荣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务必要使这次访华成功，以实现邦交正常化。”他还指出，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就需要自动结束和台湾的关系，但要避免因此在自民党和国内引起混乱，也不要因此使苏联有机可乘。大平正芳说，日本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考虑到日本和第三国的关系，日本的立场是在维持日本和美国现存关系的情况下，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在会谈中，周恩来也强调：“邦交正常化要一气呵成，中日两国应在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上保持世世代代友好、和平的关系。”接着，他谈了七个问题：一是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是双方的“大同”，根据这条原则，其他问题总是好解决的；二是田中首相曾多次提出要站在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会照顾日本政府所面临的局部困难；三是对田中首相所说的日中外交关系一旦恢复，“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日台“外交”关系也就中断，我钦佩你们的果断；四是同意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一些历史方面的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因此同意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而不采取条约形式； 五是声明中要指出，中日友好不排他；六是联合声明要宣告结束战争状态，不同意用“确认”战争状态结束的措辞；七是声明中要写上你们理解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在当天晚上举行的欢迎田中首相的宴会上，周恩来又发表讲话说：“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恢复中日邦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将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扩大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9月26日上午，两国外长就诸如有关战争赔款、“日台条约”的处理和结束战争状态等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具体问题举行会谈。下午，中日首脑举行第二次会谈。周恩来对上午高岛益郎的如下发言给予了严厉批判。高岛说：“在‘日台条约’中，蒋介石已经放弃了赔款要求，因此在联合声明中，再提及这个问题就没有必要了。”周恩来说：“高岛局长在外长会谈中的发言，我认为并不是田中和大平先生的本意，所谓蒋介石已放弃要求战争赔款的说法使我们感到惊讶和愤慨。蒋介石政权早已被中国人民推翻，他在和日本人签订所谓‘和约’时，宣布不要战争赔偿是慷他人之慨，而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才宣布放弃赔款要求的。”周恩来还对前一天晚上田中首相在欢迎宴会致词时，只用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一词，对过去日本侵华历史轻描淡写的态度提出批评。对此，田中首相表示，如从汉语上表达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关于赔偿问题，日本应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

　　9月27日下午，周恩来和田中举行第三次会谈。会谈中，田中作出决断：将“结束战争状态”及“处理台湾问题”写进联合声明，从而使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9月28日下午，双方又举行第四次首脑会谈。日方表示，在签署联合声明之后，大平外相随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终止“日台条约”，并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周恩来表示欢迎。由于中国方面既坚持原则，又采取灵活方式，而日本方面也因田中首相从政治高度上作出决断，排除了外务省某些人的干扰，使双方终于对联合声明的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亲笔题写“言必行，行必果”的条幅，赠送给田中首相，田中首相也挥毫写下“信为万事之本”回赠给周恩来。双方表达了各自恪守信义的决心。

　　9月29日上午10时，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周恩来、姬鹏飞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联合声明》共包括前言和正文九项条款。前言写道：中日“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正常化”，“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正文的主要内容如下：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国政府决定自 1972年9月25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款要求；两国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的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两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两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中日两国政府最后的谈判和协商虽然只进行了五天便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其背后却饱含着中日双方许多致力于中日友好人士的不懈努力。中国方面采取积极、务实的态度，求大同、存小异，既坚持原则性，又遵循灵活性，使中日《联合声明》迅速发表，两国关系自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联合声明》的签订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正如江泽民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使中日两国在“政治上形成了重要的共识和指导性原则”。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政治文件，其发表标志着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时代。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日本自 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所采取的一贯蔑视、侵略和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改变为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这不仅使中日两国在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获得巨大发展，而且也使中日友好关系具有了牢固基础。日本这一对华外交政策的改变既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有利，也对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