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双方关系的破裂
1965年下半年,中共和苏共新领导层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苏共新领导“原封未动地继承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全套衣钵”,要“坚决地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47]9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出,苏共需要“采取一些反制措施,以阻止中共削弱我们党和国家的权威,离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新独立国家关系的行动”。[28] 9月17日和11月底,民主德国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互访。苏联除了继续强调政治上对民主德国的支持外,还通过签订与民主德国1966~1970年的贸易协议,加强了对民主德国经贸的控制。[48]1966年1月,乌布利西致信勃列日涅夫,再次表示同苏共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完全一致。[49]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德国对中国的态度逐渐冷淡。
从1965年9月开始,民主德国国内停止发放中国创办的《人民画报》,并对前往中国交流访问的民主德国人士下达了“不谈政治,不看中国人的小册子,不与中国人随便接触”的“三不”要求。[50]在《中德友好条约》签订十周年的庆祝仪式上,“德方今年有意降低规格,以示冷淡”。[51]然而,在一系列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得到实利的民主德国仍然希望在这些领域维持和中国的关系。1966年1月,柯尔特提出,民主德国应该进一步和中国建立重要的经济合作关系,这不仅可以满足民主德国经济的需要,还可以稳定两国的关系,并给调解中苏争论提供机会。[52]柯尔特的意见被民主德国政府所接受,中国和民主德国的经贸往来持续了下去。
中国对民主德国的政策也逐渐从争取分化发展到突出强调斗争。外交部在民主德国对庆祝《中德友好条约》十周年活动表现冷淡时,也要求驻德使馆的活动“与其对等”。[51]12月14日,王炳南向柯尔特表示,民主德国紧随苏共新领导层,加入了反华大合唱。[53]196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下达对民主德国的工作方针,在争取和斗争中更加强调斗争,“如一味迁就附和,则不仅不能达到争取目的,反而会更加助长其反华气焰”,而与加强斗争相应,中国还加强了在民主德国群众中的宣传攻势。[54]
尽管此时中共中央对发展两国关系仍抱有期望,但“文化大革命”后,两国关系逐渐陷入停顿。1967年1月,张海峰被召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2月,在民主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和科技人员也被召回国。[32]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再也未向民主德国派出过大使,双方的高层交流几近中断。
综上所述,在中苏分裂的形势下,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在围绕中苏关系变化调整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一定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苏关系的变化调整必然引起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的变化调整,但这种影响并非直接的正相关关系。一旦面临现实外交利益需要时,民主德国就可能同中国接近。第二,意识形态问题在中德关系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民主德国从与中国接触开始,就坚决表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和苏共“完全一致”。因此,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德苏关系缓和的情况下,中德关系仍可维持,而一旦公开的意识形态争斗压倒了对国家关系发展的考量,双方关系也难以维系。
[ 参 引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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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