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有了我的访华之行。结果我花了大量时间同邓小平会面，既有正式会面，也有稍后他与我共进晚餐时更为随意的谈话。我们甚至开始建立起一定的私人关系。一次，他直率地对我说，也许他已经太老了，没法考虑访问美国的可能了，但仍希望会有这么一天。我告诉他，如果我们现在开始着手建设的关系取得预期的成果，我希望他能来美国，并来我家和我共进晚餐。

　　之后，美中双方就开始进行秘密磋商。磋商持续了几个月。万斯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敦促必须在1978年12月完成。我在此特别提到这点，是因为有人曾宣称正常化人为加速是我的原因造成的。但这个时间实际上是由总统根据万斯的建议同意的。

　　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夫人来我家晚餐。我的孩子们给他们上俄罗斯鱼子酱。我小女儿当时不到10岁，不小心把很多鱼子酱撒在了邓小平的裤子上，正好在膝盖部位。我记得被他极其灵巧地轻轻弹掉了。

　　在此附带说一下，邓小平在会谈中反应非常敏捷。一次，我们的会谈变得有些疲沓，没有活力。为活跃气氛，我对他说，您知道，美国总统在同您谈关系正常化时面临大量政治难题，因为美国有许多政治反对派，主要集中在台湾问题上。在同我们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您有没有碰到什么政治难题？他看着我的眼睛说，当然，在台湾省有很多的政治反对派。他反应很快，很机敏。第二天，卡特总统和他举行正式会谈，提出从中国移民的问题。邓小平就坐在那里，看着他，然后探过身去说，好，明年我允许1000万人移民。您愿意接收他们吗？”

　　针对布热津斯基的回忆，洛德补充说，在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布热津斯基和卡特的确扮演了关键角色”。实际上，“尼克松向中国人表示，他将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发生了水门事件，干扰了这一进程。之后，福特总统表示，他将在下个任期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但由于福特竞选失利，加上当时美中双方都受到国内环境的制约，这一承诺未能兑现。

　　所以就留待卡特政府咬紧牙关奋力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了。这一问题上，尽管卡特受到一些攻击，我和其他人无疑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尼克松政府的对华开放固然重要，卡特及其后历任总统也功不可没，正是他们将美中关系不断向前推进”。

　　对美中领导人的看法

　　座谈会的主持人历史学家麦克·苏瑟问道：“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周恩来1945年在日内瓦会见杜勒斯的时候，杜勒斯拒绝同他握手，周在后来的15年里，仍对此耿耿于怀。你们可否就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彼此第一次见面时他们之间的人际互动做一些评论？”

　　洛德回答说：“正是由于这段握手的历史，1972年2月尼克松走下飞机时，大步走向周恩来，同时伸出自己的手。这一动作是事先经过非常认真地设计的，当然，中国人立即就明白了我们的意思。

　　我在这里简单谈一下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看法，我们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立即就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并不是说他像施瓦辛格那样雄健魁梧，而是说他浑身上下都散发出权威。你事先多少会猜想到这一点，因为他是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过我无法用数量来衡量他究竟有多大的权威。但我想每一个走进那个房间见到毛泽东的人，即便不知道他是谁，都会有这种感觉。

　　周恩来是我所见过的最有个人魅力的外交官。基辛格曾评价说，周恩来和戴高乐是他所见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人。在我看来，周恩来靠自己的智慧、幽默、历史感、战术睿智，等等，主导了他参加的每一次会见。毛泽东在场时，他则完全处于辅助地位。

　　我参加了尼克松、基辛格分别同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每一次会谈。我坚信这些将永载史册，成为美国外交史上最为卓越的外交对话。但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是泛泛而谈，正如我前面讲的，我们最初有点失望，因为他看起来非常或者说有些随意。但是，在看似随意的那一个小时里，他击中了足够多的要点，特别是在苏联和台湾等问题上。随后一周，我们同周恩来会谈的时候意识到，周（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已经得到了所需要的框架。但毛泽东谈话是概要的；他更像是一个码头工会领导人，使用的语言不怎么优雅，但这让人印象深刻。而周恩来讲话则格外优雅，非常流畅，极富技巧和智慧。”

　　斯考克罗夫特回忆说：“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我没有参与同毛泽东的会面。周恩来显然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不过，1974年我陪同福特总统访问了中国。毛泽东当时经历过几次中风，会谈时他身边有一名翻译、一位医生和两名护士陪同。毛泽东说完后，他们把脑袋聚在一起交流，研究毛泽东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即使如此，毛泽东还是流露出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当然并非来自他的外表。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

　　洛德补充说：“实际上，基辛格同毛泽东最后几次会谈时，毛泽东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了，只能咕哝地说出几个字。不过我们还是有点怀疑的。他咕哝出可能三四个字，然后我们从翻译那里听到了5分钟的翻译。所以我们推测，他在说，第一是我的台湾政策，第二是我的苏联政策。但我要强调的是，进行这些会谈，对毛泽东的身体是极大的考验。”

　　当被问及同毛泽东、周恩来相比，邓小平的个性如何时，斯考克罗夫特说：“我无法很好地比较他们，因为我只同周恩来进行过一次会谈，同毛泽东进行过半次会谈。但在我看来，邓小平是个十分非典型的中国人。当你同中国人会面时，通常是在一个座椅摆成U型的房间里，对话双方分列两边并排坐在椅子上。典型的中国人在会谈时，脸冲着你对面的墙说话。而邓小平则会坐在椅子边缘，身体倾斜靠向你，直接面对着你阐述自己的看法，表现得非常活跃。他是个非凡的人物。”

　　傅立民说：“邓小平为人率直、直接，非常有吸引力，他对于自己要完成的目标具有超出常人的见识，我这里回忆一件事。1981年8月，当时我任美国驻华公使，我带了几位来访者去见邓小平。会谈中，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当书写我们国家历史的时候，毛泽东将会被视为我的先驱。真正的革命开始于3年前。’我认为，作为现代中国的设计师，他在历史上将留下美名。”

　　对中国人谈判风格的看法

　　当被问及如何比较与中国人和俄国人打交道的经历时，洛德说，与中国人和俄国人打交道的不同在于，“同苏联我们有大量具体的问题来谈判：军控、经济、国际关系的原则，所以议事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同中国人的关系更多是概念上的，我们不得不打消彼此的疑虑，说服对方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是什么，概述长期的趋势。所以，不会有具体的协议。这也是我们不停地向中国人通报苏联同我们关系的一个原因。一方面是让他们相信我们没有背着他们做任何事，另外也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同苏联签订了大量具体协议，同中国则没有签订这些，让他们对此感到紧张，以此来刺激中国人与我们搞好关系。

　　20世纪70年代早期，尼克松和基辛格发现，中国人的风格更加令人愉快、有吸引力、简单，虽然打起交道来并不容易，但至少比俄国人更加可靠。同俄国人在一起，感觉是在同地毯商打交道。他们会走进来，漫天要价，然后讨价还价，就像在集市里一样，直到你亮出自己的底线，而你永远无法非常清楚地知道何时达到对方的底线。

　　中国人通常的方式是一开始就摆出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他们的底线，实际上是说他们有这些原则。我们不得不尊重这些原则。但之后在此框架内，对细节和策略都是灵活的。

　　所以尼克松和基辛格觉得同中国人在一起比同苏联人在一起更加愉快。你可以推测出他们真正需要的，很快达成可能的妥协，这同苏联人相反”。

　　斯考克罗夫特补充说：“同中国人打交道，双方没有共同的背景。我们正走出20年的完全隔离状态。20年来双方没有任何交流，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同苏联人打交道，基本上就是敌对的方式。我们彼此不喜欢对方；我们也明确表示不喜欢对方。我们走到谈判桌前是因为我们认为双方可以做些实际的事情来改善关系，减少这种关系的危险和紧张，但是没有什么基本的给予与索取的精神，没有任何信任可言。这是讲求实际的谈判中最为艰难的。”

　　傅立民说：“同中国人，我们是包办婚姻。这种婚姻关系一开始并非由双方的爱慕之情推动。当时没有任何爱慕。但当我们开始交流后，我们发现了对彼此的好感，可能比这感情还更深些。中国人有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谈判风格。那就是中国人对待原则与具体协议的态度是全然不同的。原则是战略目标，不可改变。具体协议是达成同这些战略目标一致的共同目的的手段。这是非常与众不同的风格，同欧洲人或俄罗斯人的风格的确没有共同之处。美国人日益发现这种风格相当有吸引力。”

　　以上这些不过是大历史中的小细节，但窥豹一斑，足以说明中美关系正常化来之不易，意义重大。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尼克松访华至今，中美关系已然走过了40年风风雨雨。正如与会者们所说：“美中关系一直是一种甜蜜与酸涩交织的关系。它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是相当重要的。虽然非常微妙、非常敏感，虽然容易起起落落，但这种关系长期看来不仅重要，而且是一直在发展着的。”目前，中美正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虽然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存在困难和波折，但相信合作对双方而言都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