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25～27日，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美国亚洲文化学院与乔治·华盛顿大学以“化解冷战：美国与中国，1969～1980”为题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参加9月25日研讨的与会者都是亲身参与过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的美国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在长达两小时的座谈中他们各自回忆了当时的经历，并交流了对美中关系的看法。本文从中选取一些有趣的回忆片段，借以揭示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精彩的幕后细节。
基辛格秘密访华之旅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就任总统一周后，交给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一份备忘录，其中说，他想同中国发展关系。在中美双方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为了同中国取得联系，美国尝试了包括罗马尼亚、法国在内的多个秘密渠道，最后通过巴基斯坦这个双方共同的朋友取得了成功。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访问中国，这次访问代号为“波罗行动”。
时任基辛格特别助理的洛德回忆说：“我们公开的行程是出访东南亚和南亚。我们事先准备安排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假装突然肚子疼，以便掩人耳目，秘密访华。问题是，我们在抵达巴基斯坦之前、还在印度的时候，基辛格真的肚子疼了。为了避免搞砸随后要在巴基斯坦上演的好戏，他不得不强忍腹痛，装作若无其事。”
1971年7月9日，“我同基辛格，以及理查德·斯迈泽(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乘坐一架巴基斯坦飞机，由伊斯兰堡秘密飞往北京。飞机靠近中国边界时，我走向飞机前舱，成为我们当中飞越中国边界的第一人。”
“大家可能以为在秘密前往中国的飞机上，基辛格会担心与周恩来打交道、自己的秘密使命，以及这次访问带来的地缘政治地震等问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担心的是自己没有衬衫可穿。上飞机前，基辛格的助手打点行装时，忘记给他带衬衫了。我语带双关地对基辛格说，他甚至还没有坐下来同中国人谈判，就已经丢了自己的衬衫(在英语中也指赔光本钱)。基辛格向身高63英尺(约合19米)的约翰·霍尔德里奇(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借了一件衬衫。他穿着走来走去。看起来就像一只笨拙的企鹅。而这件借来的衬衫，领子上印的还是‘台湾制造’。”
基辛格一行在北京停留了48小时。洛德说：“17个多小时是同周恩来会谈，4个多小时用来起草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来华举行最高级别会谈的公告。双方同意要改善两国关系，美中存在共同利益。我们仔细察看了总统访华之行的日程安排，并起草了公告。公告内容非常少，因为光是公告本身就很有戏剧性。但这对中国人而言是微妙的谈判。他们想在公告中说明尼克松热切期望访华；我们则想说明中国急切盼望尼克松来访。最后，双方各让一步。公告中还说，我们将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不只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也就是台湾问题。”
对于此行，斯迈泽如此回忆道：“当时坐在飞机上，我感到十分轻松。洛德起身走向前舱时，我对基辛格说，他是不是想要去奉承坐在前面的毛泽东的侄女(指王海容，美方误认为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或侄孙女)？基辛格说，我们永远不知道洛德要干什么。当然，事实证明，他的用心甚至更为‘险恶’，所以我们总是恭喜他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人。我不知道自己算是第几个进入中国的。不过我的确知道，毛泽东派他的侄女来巴基斯坦见我们，并陪同我们乘飞机前往中国，即便她在飞机上说得很少，做得也很少，但仍具有重大意义。我对基辛格谈了这点，他显然同意我的看法。”
周恩来的意见为《上海公报》定下基调
1971年10月20～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这次是公开的。洛德也参加了这次访问。
洛德回忆说，这次访华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安排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访华之行的后勤、安全保障、新闻报道、日程安排等；第二，也是最主要的，是开始磋商后来被称作《上海公报》的文件。
一开始，“我们拟定的《上海公报》草案按惯例强调和谐、一致，周恩来看后，几乎直接把这份草案扔到地上。他说，这真是荒谬可笑，丝毫不可信。中美已经做了22年的敌人。这(草案)会吓到我们的朋友，会让我们国内的群众困惑不解。还是让我们双方各自阐述自己的立场，然后等我们能在特定领域达成一致时，才更可信。他是对的。即便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份公报仍然被援引，这对于一份外交公报而言是相当不寻常的。当时为了重新起草公报，我们有时彻夜工作，我一直干到凌晨3点，然后基辛格过来把写好的东西拿走。但结果非常不错。当然，我们把台湾这个关键性问题搁在了一边，双方对此仍有很大分歧。”
尼克松破冰之旅
1972年2月21～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
洛德回忆说：“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我也随行。我先后在几位总统手下工作过，从未见过哪位总统准备访问时像尼克松准备访华这样勤奋、认真。我们整理出六本大部头的材料。尼克松在每一页上都作了标注。甚至当我们飞过太平洋的时候，他还在不停地问问题。
抵达北京后一小时内，毛泽东要求见我们。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那次会见。但在见报的所有照片中，我都被切掉了，因为国务卿罗杰斯没有参加这次会见(此次会见人数受到限制，双方参加人员都不多。美方除尼克松总统、基辛格外，另派洛德去做记录。基辛格提出，希望中方不要告诉美国国务院的人，特别是洛德参加会见的事不能讲出去，新闻、照片、电视画面都不要出现洛德)。同毛泽东的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我们起先感到有些失望。这次会见看起来有些随意。他概略地谈问题，引用了一些典故以及逸闻趣事。会见时，我们没有完全理解他所讲的每件事情。但随后的日子里，在同周恩来会谈时，我们细想了毛泽东的话才意识到，他那看似随意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搭建起了所有关键问题的战略性框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台湾问题可以等，我们对于北方的“北极熊”有着共同的关注。
在访问的剩余时间，我们充实了公报的其余部分。在台湾这个关键问题上，双方都作了让步。公报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反霸条款，这反映了我们对苏联的共同关切。
即使在从中国返程的飞机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仍在担心美国国内的反应。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电视画面是多么激动人心和积极正面。在美国，这一消息受到了压倒性的欢迎。其他国家迅速开始行动，追随我们的步伐。当然，此次访华之行帮助尼克松再次当选，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主因，而且这也不是他此行的目的。
我想尼克松访华将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重要、最为积极的三四个地缘性政治事件之一。”
尼克松访华时的首席翻译傅立民回忆说：“我参加这次访问，是以翻译的身份前往的，不过没有人告诉我要担任何种职位；没人告诉我行程，行李签是被塞进我家前门信箱里的；也没人告诉我我要做什么。记得在夏威夷海滩上，我碰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时任尼克松的军事助理)这个瘦削的家伙，他当时刚刚晋升为准将。我问他我的任务是什么，他说，不知道，你去问讲稿撰写人派特·布坎南。我去问了，从布坎南那里得知，他已经在迪克·所罗门的帮助下，把毛主席的诗作写进宴会祝酒词中了。这是个有用的信息，但我还是没弄清自己的任务。
实际上，直到我们抵达北京，我仍然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尽管我与总统碰过面，总统也没有告诉我，宴会前一小时，查平(尼克松总统副助理)告诉我，总统想让我翻译今晚的宴会祝酒词。我说，好的，可以把讲稿给我吗？他说，嗯，没有什么讲稿，总统打算即席讲话。我说，你肯定搞错了，要知道，这可不是法语或西班牙语，如果可能的话，我实在想看看讲稿。
他返回去见总统，出来后说，总统说没有讲稿，他命令你即席翻译。我说，我认为这里有问题，我觉得你没跟总统说。他说，我说了。他再次进去，出来后说，总统命令你即席翻译他的讲话。我说，查平先生，如果告诉你今晚祝酒词的初稿是我写的，这或许会让你感兴趣，而且我知道其中有些毛主席的诗词，但我不知道是哪一节。如果你认为我一会儿站在全世界面前，能随便地把英文版毛主席诗词翻回中文，那你就太胡闹了！
查平当时没有解释原因，但两天后，总统本人向我作了解释。他眼含泪水，向我道歉。他解释说，他喜欢把演说词背出来，显得是自己现场即兴发挥的一样。他知道我工作干得不错，这件事不是针对个人的，等等。这真是一次特殊的体验，我原本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就要结束了。”
对于此次访问的影响，傅立民说：“我的家族同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深。我曾祖父是最先为孙中山设计三峡大坝的人，是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创始人，也是19世纪中国制铁业的创办人之一。至少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当我们的车辆驶在北京街头时，我冥思苦想此次访问可能带来的影响。我当时做梦也没想到它会给中国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
美中正式建交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经历了7年漫长的等待，直到1979年1月1日卡特总统执政时，中美两国才正式建交。
布热津斯基当时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认为，尼克松访华虽然开启了美中交往的大门，但“那次访问结束及其开启的政治关系开始之后，仍有大量的事情没有做”。“那时，我们同中国人已经建立了政治关系，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具有历史意义。但主要也就是这样了，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和我们都感到，美中关系要么不得不向前发展，要么就面临着出现某种程度倒退的风险。
这就提出了是否将中美间富有成效的重要政治关系推向正式正常化的问题。卡特政府执政第一年对此犹豫不决。它愿意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但认为随着巴拿马运河协议的提出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重重困难，尝试美中关系正常化可能会让政府超负荷运转，难以承受。
不过经过一些踌躇之后，卡特政府还是半心半意地决定探索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1977年8月，国务卿万斯访问中国的目的正是如此。但由于此行有些心不在焉，目的也有些含糊，因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其后，我开始劝说卡特总统派我去中国。这一劝说花了点时间，而且需要在政府内部找一些帮手，如副总统和国防部长，因为万斯对于我去中国的主意并不特别热心。
最终，1978年初，总统决定让我去中国，把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向前推进。此后随着对我此次中国之行的讨论走向深入，总统变得更有热情，坚持此行目的就是寻求美中关系的彻底突破，甚至不仅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