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联合国工作的经历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从1972年作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首批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到2007年从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岗位上卸任，我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先后四次在联合国工作了15年，是迄今为止在联合国工作时间最长的中国人。在国内，我长期在外交部国际司工作，主要工作对象也是联合国。可以说，我40余年的外交生涯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联合国打交道。

　　好像命中注定要到联合国去

　　说起来，我跟联合国的确有缘。1964年从复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的时候，我并不想到外交部工作，就想搞搞学问。想考研，学习西方美学，或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英文对外广播工作。但两个愿望都没能实现。直到2007年我才知道，当时外交部和教育部有个协议，外交部在外语类高校优先招生。就这样，我“不情愿”地走进了外交部。

　　到了外交部并没有让我们到部里工作。我和同时被招的二三十名全国各个外语院校的毕业生被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那时候叫翻译班。加上63级和65级的学生，在翻译班进修的差不多有八九十人。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大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加入联合国，慢慢改变了联合国的力量对比。同时，60年代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有所改善，特别是中法建交影响很大。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安排我们去继续进修，后来到联合国工作的只有寥寥几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到翻译班学习了两年，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们到牛田羊军垦农场一年半、江西干校一年半。到1971年才陆续调回外交部。1971年初，上级让我到外交学会工作。当时，我担任江西干校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的副组长，走不开。校领导就让另一位同志顶替我到外交学会工作。等“五一六”调查结束，上级安排我到欧美司国际组工作，而欧美司国际组正好分管联合国事务。

　　所以，我到联合国工作，首先要说缘分，好像我命中注定要到联合国去一样。

　　在欧美司国际组我的第一项工作是计票，估算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当时，美国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提案”反制“两阿提案”。我根据各使馆报来的情况，再加上报纸上透露的情况来统计票数。按我的统计，我们的票数刚刚超过半数，能够取得胜利；我很激动，马上去找领导。领导说：“小伙子，沉住气，要留有余地。”他作了调整，投票的情况可能势均力敌，我们取胜的可能性很大，但美国的阻挠也不能排除。这就是我到外交部上的第一课，叫做“留有余地”。

　　1971年恢复中国代表权的“两阿提案”果然通过了，我们非常振奋，但中国进不进联合国要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来定。这又给我上了一课，叫做“外交无小事”。当然这件事情本身也不是小事。毛主席、周总理英明决策，我们不能辜负世界上绝大多数友好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支持，应该进去，而且中央领导很重视，亲自选派了第一批出席联大的代表团人员，由乔冠华担任团长。周总理亲自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到机场送行。从此，中国和联合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70年代：把联合国看成一个讲坛

　　我第一次被派到联合国是1972年，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给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陈楚大使当翻译。陈大使办报出身，不懂英文，但中文“呱呱叫”，我给他当翻译难度相当大，干得很艰苦。我在复旦大学英文系念了五年，后来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会话，照理说应该是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但是我做不了。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荒了两年，到牛田羊军垦农场劳动了一年半，江西干校又待了一年半，加起来相当于5年没接触外语。所以我到联合国以后，第一项要学的就是语言。当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是个旅馆，条件不大好，但每个房间都有电视机，美国24小时都有电视节目，我就利用了这个条件。我看电视时搬个桌子放在我的前面，拿个本子，记词汇，记短语，学文字，学腔调。就这么苦练了五年，我的英语不仅恢复了，而且在腔调上还有所长进，比较接近联合国里头讲的语言。这对我的工作，特别是到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大有裨益。

　　20世纪70年代，我们主要把联合国看做一个讲坛，用以宣传我们的外交思想、外交路线，特别是讲“三个世界”理论，讲反对霸权主义。这在联合国是独树一帜的。每次我们发言以后，发展中国家代表都是长时间热烈鼓掌。他们私下告诉我们：“中国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们发展和巩固了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但也没有得罪美国。每次我们讲完话以后，苏联总要答辩，美国从不答辩。美国人后来告诉我们，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毛主席跟他谈了，中美联合起来对付“北极熊”，所以他们知道我们讲的是革命的道理，但是不输出革命。

　　在联合国工作还有一个好处，不像双边外交那样讲究对等。比如苏联大使发言，如果是双边外交的话，我们必须是大使来回答他。但在联合国，只要你坐在中国这个牌子后面都可以代表中国讲话。有时我们的代表讲完话走了，结果苏联答辩了，在这种情况下，像我们这样低级别的外交官也有机会去反答辩。我第一次答辩的时候战战兢兢，基本上就是把我国代表原来讲过的话换个说法重复一遍，但是经过几次后，即席答辩就练出来了。这个基本功对于搞外交工作是很有用的，对我以后做发言人更为受益。所以我后来曾说，联合国是培养和训练初级外交官的场所。

　　80年代：在77国集团和西方

　　国家之间牵线搭桥我第二次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是1980～1984年。80年代的联合国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从总体上来说，70年代和80年代都是两条线，一条线是南北之间的对抗，一条线是东西方之间的对抗。两条线在联合国里头交织在一起，70年代主要表现为斗争的一面，80年代主要表现为美苏之间搞缓和，第三世界和西方国家之间搞全球谈判。所以80年代联合国主要是对话和谈判的气氛。

　　这次我分管经济，基本上就做了一件事情，即参与第三世界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谈判。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发现自己也有一个软肋，就是依赖石油供应和稳定的石油价格，所以想通过谈判来使石油输出国组织作出承诺，保证石油的供应，稳定石油的价格。发展中国家则想利用石油牌来压发达国家在援助方面、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作出让步，让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

　　对这个全球谈判，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跟70年代不一样了。因为77国集团和西方国家都希望做成这个大交易，需要有人出来帮助它们牵线搭桥，而中国正好处于一个跟双方都说得上话的地位，所以就积极发挥了桥梁作用。当时，由于长期以来跟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共同斗争，而且根本利益跟77国集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取得了77国集团的信任。同时，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有较大的改善，所以西方国家也相信我们会兼顾到各方的利益。当时我们的工作就是寻找双方利益的交汇点，并通过文字表达出来，作为妥协方案提出来，争取被各方接受。我们的桥梁作用得到了各方的好评。虽然最后全球谈判没有成功，但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得到了公认。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得到锻炼或者说上了一课，就是搞外交要善于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利益国家间找到共同点，找到利益的交汇点，找到妥协方案，把各方面拢在一起。这对我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特别有用。

　　90年代：参加安理会五大

　　常任理事国磋商我第三次去联合国工作是1992～1994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安理会开始恢复活力。同时，由于原来两个超级大国竞争掩盖下的一些矛盾爆发，出现了一系列地区冲突，需要联合国来发挥作用。所以90年代联合国的特点是安理会成为联合国的中心，维和成为联合国的“重头戏”。

　　90年代联合国一个前所未有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就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磋商。过去由于五国意见不一致所以没法磋商。在维护冷战以后局面稳定上，五国基本一致，所以开始出现了五国磋商。整个90年代，安理会通过的绝大部分决议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关起门来进行磋商，最后达成一个版本，交给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与之相应，我们在联合国经历了一次角色的转换，开始扮演双重角色。一个角色是继续按照原来的定位，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属于第三世界没有变。与此同时，我们参加了五国磋商，开始扮演大国的角色，这是我们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

　　我到联合国的时候，正代表先是李道豫，后是李肇星。我作为副代表分管安理会以外的所有问题，这样让正代表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把安理会工作搞好。结果我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安理会里头度过的，到其他委员会就是念念发言稿罢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安理会的会议实在太多了，李道豫也罢，李肇星也罢，一个人应付不过来。这里有组数字，1994年安理会共举行了165次正式会议。而每举行一次正式会议事先要举行好多次非正式会议来进行磋商，为正式会议准备文件。为了准备这165次正式会议，安理会举行了273次非正式磋商。而为了这273次非正式磋商，五个常任理事国又举行了至少273次的磋商。这三个数字加在一起，一年365天每天至少要开两场会。当然，1994年成绩也是很大的，安理会通过了77项决议、82项主席声明。

　　90年代初，我们利用联合国的舞台，为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做出了贡献。最突出的就是联合国授权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伊拉克1989年入侵、占领了科威特，这当然是非正义的，联合国决议要恢复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谁去恢复它呢，萨达姆是不会主动撤军的，所以联合国又通过美国发起的决议，授权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动武。对这个决议，中国是比较为难的。一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非法的、不正义的，恢复科威特的领土主权完整是正义的，应该予以支持。二是我们不赞成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弊，最后我们投了弃权票。由于中国没有否决，美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伊拉克动武了。所以美国非常感谢，开始解除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冻结中美高层互访的禁令。不久，钱其琛副总理就访问了美国。

　　我担任副代表时印象最深的是应对第一次朝核危机。当时，两位正代表交接，李道豫已离任，李肇星还没上任，中间有近两个月由我当临时代办。正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朝核危机出现了，美国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联合国来，对朝鲜施压，而我们不赞成，认为这样只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更加困难。我在前方主持这个工作，要守住两条底线：第一，不赞成安理会开正式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第二，不赞成通过正式的决议。就中国一家顶美国，顶得非常厉害。美国派助理国务卿卡罗奇从华盛顿专门过来跟我谈。谈得很辛苦，整整一个上午，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他拿出“大棒”来：如果中国不让步，明年最惠国待遇就没有了。我们当然不能示弱，首先说明，我们在朝核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不光是对中国有利，而且对朝鲜半岛的非核化有利，归根到底也是对美国有利的；其次，说到最惠国待遇，这是互惠的，你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受损害的不光是中国一家，也包括美国人民。结果他从我那儿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后来还是美国让步，接受了我们的方案，安理会不开正式会议，仅由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对朝核问题表示关注。搞外交就是这样，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管你面临多大的压力，必须坚持到最后。只要你确实有理，对方是会让步的。

　　新世纪：经历两层角色转换

　　2001～2007年我第四次去联合国，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经历了两层的角色转换。一层是从中国的外交官变成国际职员。到联合国秘书处，我们都宣誓不再接受本国政府的指示，而是按照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秘书长的指示来开展工作。但谁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国，在不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情况下，联合国职员可以为了祖国的利益进行一些微妙处理。比如，一些台湾的所谓“邦交国”每届联大都要提出接纳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动议。其实，联合国的绝大多数成员国都支持我们，这个动议根本不可能获得通过，但台湾的那些所谓“邦交国”以此造声势，尽量拉长发言讨论时间，然后向台湾当局“邀功请赏”。炒作这个问题不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而且联合国广大成员国已被年复一年却又根本无望通过的动议弄得厌倦了。我作为管理会议程序的副秘书长，每年都向大会主席建议尽量缩短这个程序并得到支持，最后做到正、反方各两个国家发言，总共不到十分钟就结束这个事情。

　　第二层是原来不管我在哪个部门工作，都是搞政策性工作，而在联合国秘书处我分管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是联合国总部花销最大、人数最多的机构，有1200多人，我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花在管理上。

　　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我的一项任务是保证联合国大会的运转。每届大会主席都是从各国轮流选出来的，大部分还是各国外长，他们担任大会主席之前对联合国大会如何运作没有切身体会，我们帮助他们提出执行意见。如果现场出现特殊变故，我们还要临时向大会主席提建议，保证他能够顺利主持会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充当的是参谋的角色。只有一次例外。2001年“9·11”恐怖袭击当天，联合国大会正好是上届主席已经卸任、新的主席还没有产生的时候，我出面召集各地区主席协商出一份反恐决议草案，填补了一次权力真空。

　　另一项任务就是管好会议服务。联合国每年的会议经费都要花去总预算的17％。我管的1200多人大部分都是会议服务人员，如从事笔译、口译、打字、编辑、印刷、出版等工作的人员。

　　我上任没有几个月，部门管财务的司长拿了一个表给我看，连续四年亏损3800万美元。我去找管财务的副秘书长，那是个美国人，向他要钱。向美国人要钱是要受气的，他果然没给我好脸色看。然后到成员国的会议上，美国、德国这样一些出钱多的大国纷纷批评。所以，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经过调查研究，我发现了问题所在就是“文山会海”，会议太多、太长、太不定时。文件也太多、太长、太重复。我没有像大家预料的那样秉承中国人的“中庸之道”，而是进行了必要的改革，矛头直指数十年的积弊。我下的“猛药”主要有两项，首先是严格限定会议时间，必须按照事先通过的会议日程进行，过时不候，取消不补。会议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结束，对超时者采取撤走翻译、服务人员等“强制措施”。其次是严格执行有关文件篇幅的规定，下级呈送上级的文件不得超过20页，秘书处的报告不得超过16页，例外情况需要特批。有关会议的文件必须在开会前十周提交秘书处供翻译出版。

　　由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来严格限制以前由主权国说了算的会议时间，自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主要是会议主席，有时候在会议结束时间快到时给我打电话，说要延时并保证15分钟内通过决议。但我深知，外交上的15分钟有可能拉长成15小时、15天。我同意一次，以后就无法公平行事，使改革毁于一旦。所以，我从未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

　　通过五年的努力，大会和会议管理部实现了扭亏为盈。安南曾对我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我想，这不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发展中国家因对中国极大的信任，在改革中破例给予了理解和容忍，发达国家表现出了“愿意合作”的良好态度，使得我在进行这个艰巨、牵扯多方利益的改革中没有遭到明显、强烈地反对，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并使各方达成了共识。2007年，我从联合国卸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