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

　　在新著《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中，刘建平博士采用独特视角，对战后（1945年）至1972年中日的“不正常”，历史进行了翔实充分的实证研究，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并非是中日两国人民互动的结果或“民间外交”渐进积累的胜利，而是国际格局变动的结果，并呈现二元性与非对称性特征。这一结论，对当前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框架和范式构成了某种挑战。

　　“政经分离”凸显中日关系二元性

　　当前，国内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学者多以1945年作为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起点，而刘建平博士则将战后中日关系的研究起点向前推进至抗日战争时期，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对日外交的相互关联进行研究，由此填补了学术研究上的空白。

　　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期中日两国共产党的交流可以看做中日关系二元性结构的原型。抗战时期以野坂参三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提供了雏形，即“人民外交”路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阐述对日政策时最常使用“人民外交”，以及“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将一小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别”，甚至“将日本政府和广大日本人民相区别”等话语表述，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受到野坂参三“日本人民”概念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外交”这一表述恰恰造成了中日关系二元性结构。因为，新中国初期的对日外交不以日本政府为主要对象，其“人民外交”只能是象征意义上的同日本人民保持的民间友好。但“日本人民”并不等同于一般的日本国民，而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概念。从整体意义上来说，战后不存在“日本人民”的可能而只存在着“日本国民”的事实。这在其后的遣返战俘、签署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时都得到了具体体现。直至在“长崎国旗事件”之后，中国政府调整对日政策的二元性立场，将处理中日关系的原则从“政经不可分”妥协默认为“政经分离”。

　　非对称性影响中日关系至今

　　以“长崎国旗事件”为界，中国主张“政经不可分”的统一性原则，而日本则持“政经分离”立场。究其原因，这是由中日之间“不正常状态”的第二个特征——中日关系的非对称性结构导致的。

　　这种非对称性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对国家主权的认可上，日本在加入联合国之后获得国际主流社会的承认，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期得不到恢复，日本同台湾地区保持“外交”关系而孤立新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日本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特需经济及经济高度成长期后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国，而中国则受到国际环境和内部政策失误的影响，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在国际力量平衡上，日本战后选择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而中国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受到外部势力的诸多封锁和威胁。这种国家间关系的非对称性给新中国对日外交造成了一系列困难，而相关决策后果对当今中日关系的不稳定仍然有持续性和周期性影响。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中日关系非对称性结构表现明显。日本战后将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从中国方面提出的“战后处理”问题，转换成了针对中国的所谓“台湾问题”。日本企图以此来逃避战争赔偿和明确谢罪，并利用“日华和约”来回避其“道歉”和“赔偿”的立场。中国受到信息非对称性的制约，在谈判的过程中缺少反制日本的能力，比如只要抓住“日华和约”在吉田茂时代被严格限制于台湾范围内的资料，就可以挫败日本“条约论”的观点。但中国当时缺少这种学术和法律自觉，仅将邦交正常化作为孤立的政治问题来处理，却不利于在谈判中推进我方利益的实现。如此，中国成为中日非对称性关系中的弱势一方。正是由于双方在诸如历史问题、战争责任问题和战争赔偿问题上模糊不清的谈判结果，某种意义上造成了一直以来中日关系的周期性恶化。

　　在书中，作者试图找出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状态的原因。关于过程，作者提示中日关系在战后的二元性和非对称性结构是一条重要线索；关于结构，作者认为当时的冷战国际体系结构，尤其美苏两极格局力量的此消彼长、东亚冷战的转型、中美关系的改善，是中日得以恢复邦交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