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苏论战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尖锐化的结果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导致意识形态的论战。这一时期，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态度还是同志式的，对苏共中央也采取了在全力支持的基础上有所批评的态度。其中的原因，除了苏联在缓和战略上还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中苏两国在内外政策和国际战略方面还保持着大体一致的看法以外，还和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有直接的关系。

　　在毛泽东的眼里，尽管赫鲁晓夫当了苏共中央的第一把手，但他和斯大林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人物。这个人鲁莽，缺乏理论修养，好感情用事。但是他和斯大林相比，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能够比较平等待人，有事可以商量。因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每一个重大失误，包括秘密报告在内，都采取了谅解的态度，坦率地提出批评意见，希望赫鲁晓夫能听得进去，认真改正。事实上，有些批评意见，赫鲁晓夫的确听了，而且有所改正。这个时期，毛泽东虽然对赫鲁晓夫没有作过总体性的评价，但是从这些具体的评价来看，毛泽东还是把他作为一个不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袖人物来对待的。他没有料到，正是这些批评刺激了赫鲁晓夫，只是因为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外都还需要中国的支持，赫鲁晓夫尽管心怀不满，却隐忍不发。

　　1958年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事件以后，随着两国关系急转直下，两党关系中原先积累下来的一系列意见分歧，也逐步升级。特别是赫鲁晓夫对中共国内政策的尖锐批评、关于中印边界纠纷的塔斯社声明，以及对“戴维营精神”的渲染(这三件事集中发生在1959年)，对毛泽东是一个严重刺激。这时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还面临着彭德怀对他的批评。这更加深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戒备和反感。

　　从1959年11月30日到12月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讨论中苏关系问题。在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并在事前准备了详细的讲话提纲。在这份提纲里，毛泽东比较系统地谈了他对赫鲁晓夫的看法。

　　他写道：“赫鲁晓夫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

　　在其他讲话里，他还总结道：搞父子关系；不愿学生超过先生；留一手；搞颠覆活动。骄傲自大；领导犯错误；歪曲马列；动摇国际主义团结；对和平悲观。这些显然也是指赫鲁晓夫的。

　　在讲话里，毛泽东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他认为，苏共“二十大”是一个系统。“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我跟大家的口径有些不一致。对赫鲁晓夫比大家估计得好些。”

　　这次讲话，尽管毛泽东并没有对赫鲁晓夫下“修正主义”的定论，并且认为：“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但是，毛泽东指出：第一，“他至少不是很好的马列主义者”；第二，“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第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三条结论，决定了日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看法的基本取向。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开始不指名的攻击，并把这种相互指责带到了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上来，开始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最严重的事件，一是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的围攻；二是同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召回援华专家，中断援助项目，两国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也正是在此前后，毛泽东在一些批语上，开始把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称作“修正主义者和半修正主义者”。还提出：“要把同赫鲁晓夫的斗争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从团结出发经过适当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方针是：不怕孤立，后发制人。”

　　1960年8月，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前来劝和。8月10日，毛泽东在同胡志明的谈话中，一方面表示赞成他在中苏两党之间调解，表示：“中苏不和是不堪设想的。”另一方面又说：“赫鲁晓夫现在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还说：“中国也有修正主义者。”“不每年整风，将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各国都有这种危机。苏联革命胜利已40年了，赫鲁晓夫反映了这批变质的人的资产阶级思想。”

　　1960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使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中苏关系出现了转机。在毛泽东看来。“196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1959年春季以来的“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这时，他对赫鲁晓夫的判断，又有所松动，还说：“我们同他们搞了个君子协定。”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得出了“这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的定论。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里，“现代修正主义”就作为一个定论，成为赫鲁晓夫和他所代表的苏共中央的同义语和代名词。到了1962年4月到5月间新疆伊犁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更得出了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是敌我矛盾的结论，他说：“新疆事件要通报全国。修正主义和我们的矛盾，实质上是敌我矛盾，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且发展到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武装斗争，组织反革命，勾结我们内部的反革命，进行武装暴乱。”

　　实际上，到了1962年，中苏两党已经开始通过公开致信的方式，从交换意见演变成为公开争论。而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表示过：“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适当的回答。”可见，这场意识形态的大论战由来已久。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意见分歧，绝非个人的意气或成见，而是集中地代表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的严重对立和冲突。这种对立和冲突，最终采取了意识形态大论战的方式，而且不可逆转地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破裂。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本来，党派之间、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分歧，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一定导致两党关系的尖锐对立，更不一定导致国家关系的破裂。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运动朝着多样化发展的情况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完全可以从本国的情况出发，创造、形成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

　　然而，当时的中苏两党都认为，存在一种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正统的理解和阐述，都用这样一种正统的理论作为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苏共有两块正统的“金字招牌”，一个是列宁主义的党，另一个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把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纲领作为列宁主义的正统，从这个正统出发，给中国共产党扣上了“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中国方面则认为，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右的修正，只有自己的理论才代表并捍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从中国方面的正统观点来衡量，给苏联党扣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帽子，并且认为苏联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

　　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就有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问题、有一个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其实，就连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十分反对所谓“正统”的说法。恩格斯说：“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所谓“正统”的问题上，中苏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判别客观事物的是非标准，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还是客观实践本身。正如列宁所说：“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曾经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作过长期的、顽强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就是毛泽东在1930年前后提出来的。这个论断，曾经在中国共产党打破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统”，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的过程中，起了革命性的作用。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曾经是中国革命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石。1956年前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以苏为鉴”的口号，认为只有打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才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然而，当他的思想脱离开正确轨道以后，过分相信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因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论断产生了严重的教条化倾向。最终在中苏论战中，陷入了一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之争。

　　其实，从现在看，中苏双方所捍卫的都不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什么“正统”。双方依据的都不过是基于本国实践经验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有不少还尚在探索和检验过程之中，甚至还包含着某些误解。在当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苏联共产党，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必然要为这种局限性付出沉重的代价。正如邓小平所说：长期以来“最根本的一条以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