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苏两国为什么会从结盟走向分裂?
中苏关系为什么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分裂?弄清楚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因素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起作用的。
(一)利益不同的对美战略
中苏之间在对美战略上的利益不同,是导致中苏分裂的最基本因素。因此引发的种种猜疑和分歧,是美国因素起作用的最重要的条件。
在中苏结盟的时期,中国始终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遏制和经济封锁。中国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正是作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提出来的。中国当时对美的战略利益,就是最大限度地结成反美国际统一战线,力求孤立并打击美国,而不是同美国搞缓和。
苏联的战略利益则正好相反。它的最大利益,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持雅尔塔体系。而这个体系本身,就是苏美妥协的结果。可以说,谋求缓和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对美战略的基调。它需要一些国家向美国不断地提出挑战,并鼓励这种挑战,以加强它同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决不允许这些挑战干扰它同美国的谈判。特别是苏联成为核大国以后,就更是如此。
中苏结盟,是出于当时共同对美的需要。然而,双方很快就发现,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中苏同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双方不但难以协调一致,而且还缺乏共同语言。特别是在1958年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事件以后,双方在对美战略上的不信任,愈演愈烈。时间越长,经历的事情越多,这种不信任就越发展,最后导致了中苏分裂。
事实上,同盟国之间在战略问题上的不一致是常有的事。西方国家之间在对华、对苏战略上的分歧,并没有导致同盟关系的破裂。为什么对美战略上的严重分歧却造成了中苏同盟破裂呢?这就涉及另外两个因素,即:中苏同盟的不平等结构和意识形态因素。
(二)不平等的同盟结构
中苏同盟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在苏联看来,中国是一个穷国,是被美国等西方国家逼迫到社会主义阵营里来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只能依靠苏联。邓小平曾经说过:“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屈辱。”面对这种同盟,中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东欧的一些国家那样昕命于苏联的控制和支配;要么迟早会有一争。
中苏同盟经历过这样几个时期:1斯大林在世的时期(1950—1953年),是苏联主导型同盟;2.赫鲁晓夫执政前期(1953—1957年),是经济—政治交换型同盟,即苏联用经济援助来换取中国在政治上的支持;3.赫鲁晓夫执政后期(1958—1964年),是信任危机型同盟,中苏双方在同盟内部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中苏同盟已经名存实亡,边界冲突取代了反控制斗争。
中苏之间在对美战略上的对立和冲突,正是在这样的同盟背景下发生的。中苏同盟的不平等结构,恰好给美国因素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温床。
(三)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
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所起的效果,也是如此。
中苏两国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国。但由于所处的国情不同,社会经济发达程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以及革命道路不同,多年来存在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问题。在斯大林时期是如此,到了赫鲁晓夫时期更是如此。
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主要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分歧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这两个问题上。随着国家关系的恶化,这种分歧也不断升级,到苏共“二十二大”以后,逐步演变成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全面论战。
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现在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还说:“中国也有修正主义者”。“不每年整风,将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各国都有这种危机。苏联革命胜利已40年了,赫鲁晓夫反映了这批变质的人的资产阶级思想。”
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实际上是一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之争。当时的中苏两党都认为,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统理解和阐述,并且都用这样一种正统的理论作为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苏共有两块正统的“金字招牌”,一个是列宁主义的党,一个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把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纲领作为列宁主义的正统,从这个正统出发,给中国党扣上了“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中国方面则认为,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右”的修正,因而失去了理论上的“正统”资格,只有自己的理论才代表并捍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从中国方面的正统观点来衡量,给苏联党扣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帽子,并且认为苏联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
其实,从现在看,中苏双方所捍卫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什么“正统”。在当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苏联共产党,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必然要为这种局限性付出沉重的代价。正如邓小平所说:长期以来“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杜勒斯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他力图避免“和平演变”的悲剧发生,但又从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发,断定苏联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共产党已经蜕变成为修正主义的党。因此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在领导开展以“反修”为目的的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的同时,还在国内发动了以“防修”为目的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最后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出发,来防止“和平演变”,无论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只能是搞乱自己的阵脚,痛失发展的良机。
综上所述,中苏从结盟走向破裂,美国始终是一个不出台的角色。1.中苏两国撇开不和谐因素,结成同盟关系,并在一定时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遏制政策。2.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出现的最重要的裂痕,则是由苏联谋求对美缓和的政策、美国又对中苏两国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引起的。3.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几度争吵,又互相留有余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双方都感到在对抗美国的问题上,还有一些共同语言、共同需要。4.1963年苏、美、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中苏之间的破裂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苏美缓和拿中国作交易的担心,以及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判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5.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共同的威胁,中美两国调整各自的政策,又导致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