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中苏分裂看美国因素

　　中苏关系从结盟到分裂，始终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来自苏联的疑虑——“亲美派”和“第二个铁托”。

　　中苏结盟，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共同面对美国冷战战略，所进行的一次战略选择。也正是从这时起，中苏关系一直笼罩着美国因素的阴影。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斯大林始终怀疑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所谓的“亲美派”，并怀疑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以后，才有很大的改观。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在赫鲁晓夫执政的一段时间里，中苏关系消除了一些隔阂，一度变得比较平等，更加紧密了。这种关系迅速发展，在1957年达到了顶点。

　　第二阶段：围绕苏美缓和战略的互相不满。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赫鲁晓夫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以后，苏联加紧实行同美国缓和的战略，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这一时期美国因素对中苏关系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中国对苏联同美国缓和战略的牵制和反对所引发的中苏之间的各种矛盾上。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毛泽东对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重申“一切号称强大的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1958年8月，毛泽东又发起了炮击金门，并针对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提出了以战争边缘对战争边缘的对美斗争策略。这些言论和举动在苏联看来，是对其同美国缓和战略的挑战。中苏两国在对美战略上的不协调开始暴露。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金门炮战“实际上正好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北京打算借助这种行动来激化苏美关系，并利用《苏中条约》这部机器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而且，中国领导人没有依照惯例，把炮击金门的计划事先向苏联领导人通报，也引起苏联方面的不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苏两国在对美战略上的不信任。

　　进入1959年，中苏两国的这种战略不信任进一步发展。赫鲁晓夫为戴维营会谈营造气氛，决心为了推进对美缓和战略，不惜向中国施压，因此引发了两个事件。其一，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以苏联正在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议、赫鲁晓夫正在准备同艾森豪威尔会晤为由，暂缓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其二，同年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

　　这两个严重事件，都发生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它使得苏联在西方国家的眼里，的确同“好战”的中国拉开了距离，为赫鲁晓夫访美铺平了道路。而这样做的代价是，使赫鲁晓夫丧失了在中国对美政策方面的影响力。直到戴维营会谈结束后，赫鲁晓夫再次同中国方面交换意见时，才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已经太晚了。

　　1959年9月30日至10月4日，赫鲁晓夫同毛泽东等人在北京举行多次会谈。双方谈得很不愉快。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是要劝说中国领导人放弃“冒险主义”路线，而纳入苏联的战略轨道。这个目的当然不可能实现。他在中国政府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告诫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在回国途中，他还发表了一些攻击中国领导人的言论。这些举动，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又恰好是苏共领导人不惜破裂中苏关系取悦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投降主义”行为。由此引出了1960年4月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