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来自中国的挑战——“美苏共同主宰世界”。

　　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调整对苏战略，美苏缓和有了新的进展。同时，美、苏两国领导人都对“好战的中国人”施加政治、军事和经济压力。这使中国领导人得出了美苏企图共同主宰世界的结论。

　　有几件和美国有密切联系的事件，促使中苏分裂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

　　其一，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签署了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一年以前，1962年8月，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将同美国达成防止核扩散协议。这时，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离试爆时间只有两年。在中国看来，这件事，显露出苏联通过牺牲中国换取同美国结成核伙伴关系的用心。

　　其二，1963年9月19日，苏联《真理报》在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半年以后，发表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文章，题为《亚洲紧张局势的严重策源地》。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说：苏联在抑制中国方面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并且说许多印度人把这篇文章“看成是一个威慑力量，可以同即将举行的亲西方的空军演习相比”。而在中国政府看来，“这篇文章是苏联领导人从伪装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反动派发展到联合美帝国主义、公开支持印度反动派的里程碑”。

　　其三，中国政府为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努力受阻。中苏交恶后，中国一直积极发展同亚非拉美国家的关系，以摆脱外交上的困境。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陈毅率领中国代表团出访亚非十三国。这次出访的成果之一，是促使这些国家确认“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等国的愿望是，要使第二次亚非会议像第一次亚非会议那样，开成一个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会议。苏联没有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在1964年7月28日的声明中，也宣布不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然而，会期临近，苏联突然坚持要求参加会议，并派代表前往非洲一些国家游说。此外，第二次亚非会议常设委员会还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出了邀请。对这两件事，中国政府认为，这是苏联和美国联手干涉亚非国家的事务。

　　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努力遭受重大挫折之后，毛泽东等人决心采取比较务实的方针，从积极推动会议召开转向主张延期举行。1965年10月26日，中国政府声明：不参加10月28日必将导致分裂的有关国家外长会议，提出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多次表示，要防止美苏制造分裂。

　　事实上，这一阶段的苏美缓和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而使中国领导人得出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结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美国采取了新的区别对待的策略。在戴维·阿布夏尔和理查德·艾伦主编的《国家安全》一书里，是这样描述这一新策略的：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必须以加强造成这个同盟内部目前的猜忌和分裂的因素为目的。这种情况要求我们采取以下几项政策：1.硬说莫斯科能代表整个共产主义阵营讲话；2.在一些中国共产党觉得他们应该有同等发言权的问题上，继续同苏联进行讨论和谈判；3.同苏联进行文化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接触，这些接触将能加深中国的传统仇外情绪，并使中国人像对待西方人那样不信任俄国人；4.采取一些能使中国的经济问题成为苏联的负担的政策；5.故意地泄露一些消息说苏联代表一直在没有北京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讨论着中国的问题；6.避免任何直接干涉这个同盟两个伙伴的关系的企图。”

　　这些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被美国政府所采用，还需要进一步的材料来证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政府的确感到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中国被苏联和美国排斥在外。这无疑进一步证实了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判断。

　　第四阶段：中国主动出击——谋求中美联手抗苏。

　　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苏美两个大国，谁对中国威胁最大，是毛泽东始终反复思考的重要问题。

　　从1964年起，毛泽东曾经认真考虑过，美苏联手进攻中国的可能性。但他很快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从1968年起，中苏边境冲突逐步激化，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和压力远远超过了美国，原先的盟友成为最主要的敌人，长期相安无事的中国北方边界这时成了剑拔弩张的前线。苏联侵捷事件，也向中国证明，中国对苏联的潜在威胁不可掉以轻心。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毛泽东开始谋求中美关系缓和，并试图在国际上组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避免同苏联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和谋求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着手进行的。

　　在中苏两国究竟是战、是和的问题前途未卜的情况下，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在首都机场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举行历史性的会晤，就中苏两国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达成基本一致的意见。

　　在9月11日的会晤中，周恩来还就苏联要用核武器轰炸中国的核基地一事当面问柯西金：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把这个话告诉你。柯西金没有回答，也没有澄清。这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的警惕。就在这次会晤后的几天之后，9月17日，中国政府在国庆二十周年口号中，正式向全世界表明了准备应付核战争的决心。

　　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正式开始。这是历时最长的边界谈判。两国政府对这次谈判都给予了足够的注视。苏联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

　　周恩来对这次谈判极为重视，亲自掌握谈判进展情况，并随时向毛泽东报告。他还指示新华社：各国对中苏边界谈判的反应，要使中央领导同志及时了解。要多搜集反应，要快。每天分几次送，要有分析，要有综合，可出专集。

　　在各国对中苏边界谈判的反应中，中国领导人最重视、也最迫切需要了解的，是来自美国的反应。据参与这次谈判的中国外交官回忆，边界谈判开始时，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召集中国代表团成员开会听汇报。每次他都首先询问美国方面有什么反应，然后再听汇报。

　　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感到中美关系正在出现重要变化，并且纠正了对美苏关系的不正确的看法，在继续抨击美苏勾结的同时，开始强调美苏争夺。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正在重新考虑中苏严重对抗背景下的对华政策。珍宝岛事件后，美国总统尼克松估计，“由于害怕莫斯科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或者是进行一次全面战争，中国人希望找到一种对抗苏联压力的反威胁力量”。他认为，美中有了相互接近的机会。从此，尼克松加紧了向中国试探改善关系的步伐。

　　1969年6月26日，尼克松在给基辛格的信中提出，应该鼓励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访华。7月26日，周恩来收到西哈努克亲王转来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于1969年6月17日的来信。信中要求来华会见周恩来，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在此前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还通过法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三条渠道，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愿意改善美中关系的信息。他在访问亚欧一些国家时还表示，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任何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并愿意同中国对话。同时，他还宣布两个举措：一是放宽对华贸易、旅游等方面的限制，二是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前景作了暗示。

　　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政府的这些姿态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表示欢迎。1969年11月16日，周恩来将含有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达尼克松口信的电报报送毛泽东。经研究，1969年12月2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请凯瑟转告叶海亚·汗总统说：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中方表现出审慎而又积极的态度，这对于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是合情合理的。

　　中国领导人还对美国方面的试探行动，给予了积极的回应。1969年10月27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探询当年6月16日因乘游艇越入中国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被中方拘捕的美国人鲍德温、唐纳德的下落及释放问题，并要求转递亲属信件。11月7日，中国外交部报告分析：此举显然是美国政府采取试探我反应的一个新行动，建议适时释放两名美国人，并发消息，通知美驻波兰大使。12月4日，周恩来将在华外国人研究处理小组关于释放两名美国人的报告，报送毛泽东、林彪，并在信中说：“经过政治局在京同志商榷，拟同意外交部对释放美国游艇两人的意见，时间拟定七日或稍后。”这个建议，当即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此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作出了三项重要决定。第一，适时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二，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多次传递了邀请美国的当权者访华的信息。第三，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用“小球”带动了“大球”。这些举措的最终结果，促进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