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力发展同亚非国家、地区的贸易关系

“禁运、封锁”破坏了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缩小了世界市场，损害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当的经济利益，使这些国家对“禁运、封锁”日益感到不满。这就为我国打破“禁运、封锁”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

东南亚地区主要出产农业初级产品，其产量在世界市场上占的比重很大。在20世纪50年代，橡胶占95％左右，锡占63．42％，茶叶占31．2％，蔗糖占10％左右，其他如椰子、金鸡纳霜、黄麻、云母、锰矿砂、胡椒、柚木等均占很大比重。因此这一地区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如当时马来西亚的出口贸易收入一般占国民收入的50％-60％，锡兰(今斯里兰卡)占36％以上，缅甸占25％一30％，泰国占16％，菲律宾占11％，印尼和巴基斯坦都占10％。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时常受到各国贸易政策和世界价格波动的影响。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又便于美国用压价收购和推销剩余产品等手段与东南亚各国进行不等价交换。1952年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尼四国因不等价交换所受损失达45156万美元，l953年达55947万美元。

中国香港是转口贸易港，香港经济的繁荣是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正如香港当时的总督葛量洪所说：“贸易是香港的血液。”而香港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则是它的命根子。香港政府执行“禁运”后，进出口额急剧跌落。航运业也受到很大影响。由于对外贸易的恶化，以至代表香港英商的《德臣西报》指出：“当你把一柄刀给一个人，告诉他说为了社会广泛的利益，他应当割断自己的喉管，这个人的感想正和香港商人对禁运的感觉一样。”

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英联邦国家中最小的锡兰(今斯里兰卡)。锡兰每年需输入40万吨大米，依靠输出橡胶等产品来偿付米价。美国的“禁运”政策使橡胶价格由l950年12月份的每磅0．735美元降至l951年9月的0．245美元。这使得锡兰胶业濒于破产，失业人数增加。美国压迫锡兰政府，要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橡胶给美国，同时却要锡兰以市场竞争价格向美国购买大米。锡兰政府不甘于受“禁运”政策的束缚，表示愿意向中国供应橡胶，换取急需的大米。1952年9月17日锡兰商务贸易部部长沈纳努亚克率团来华谈判。在谈判中，我国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在价格上给予适当优惠。lo月4日两国签订了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l2月中锡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这个长期贸易协定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亚非国家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l953年3月14日，我国又同巴基斯坦签订了关于互相供应棉花、煤炭的贸易协定。由于英美在“禁运”问题上的矛盾，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锡兰这个小国没有施用巴特尔法，反而继续给予“美援”。这充分表明不同制度国家平等通商和平往来是大势所趋。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战后第一次完全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9个亚非国家。

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对于打破“禁运、封锁”在亚非地区设置的障碍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把经济合作列为第一项议程，通过了经济合作的决议，强调促进亚非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迫切性，并提出了一系列办法。我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与各国广泛接触交流，增进彼此了解。会议结束后，我国同亚非许多国家的贸易额都有了显著增长，特别是对中近东和非洲国家的贸易有了新的进展。到1956年，我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巴基斯坦、印尼、埃及、叙利亚、黎巴嫩、柬埔寨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l951年起，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已超过了西方国家。

(四)积极开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贸易

西欧国家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较快，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它们在经济贸易方面同美国之问的相互矛盾和摩擦也日益增多。

在这种形势下，1952年至l954年，我国通过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和日内瓦外长会议两次重大的国际活动，使我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l952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旨在谋求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我国派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辰为团长的大型代表团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反复说明了“我国对于各国政府和人民，不管其信仰、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同，只要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均愿与之恢复与发展贸易”的愿望和政策。并生动地介绍了中国输出的可能性和进口的巨大潜力。中国代表团首先与英国代表团达成贸易协议。至1952年底，与我国签订贸易协定、协议合同的有英、荷、法、瑞士、比利时、芬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智利等l3个国家，总值达2亿美元以上。尽管这些协议未能全部履行，但其政治、经济影响很大。根据会议决议，1952年5月我国成立了促进东西方贸易的民间组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1953年7月我国在东柏林设立了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处，负责办理对西欧各国的贸易业务。随着l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我国同西方的贸易关系逐步扩大。我国代表团还同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等共同探讨开辟中日民间贸易问题，会后双方在北京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问贸易协议。在这个协议的影响下，从1953年10月到l958年3月，中日陆续签订了第二、三、四次民间贸易协议和协定。l956年中日贸易额增长到1．26亿美元，创50年代最高纪录。

1954年6月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外长会议上，我国政府代表团在周恩来的率领下广泛开展活动。会议期间，由英国工党领袖威尔逊牵头向我方发出邀请，我国当即组织了贸易代表团访英l7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派往西欧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的工商界和银行界先后派代表团到日内瓦同我国商谈贸易。法国、瑞士、联邦德国、挪威等国工商界都表示要组团访华。要求放宽“禁运”货单和扩大东西方贸易的呼声更加高涨。l955年，我国对西欧国家的贸易额比l952年增长了3倍，其中对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士的贸易额增长幅度尤为显著。l957年5月英国决定单独放宽“禁运”，我国际贸易促进会组织了中国经济技术访问团，赴英国重点作了六周的访问，10月英贸易部政务次官来华访问，1958年对英贸易总额有了明显增加。由于我国的努力和“禁运、封锁”不得人心，50年代我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总额呈不断增长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