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　１９８３年秋，中美两国有了和解的迹象。这一年，中国在湖广铁路问题上胜诉，８月中美两国经过１２个月的艰苦谈判终于签订了新的纺织品协议。美国放松了对中国出口先进技术的限制，而中国则恢复了与美国的军事交流。这些问题的解决使中美关系得到改善。

　　中美关系的改善是由三个因素促成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时中国已从８０年代初的经济困境中走出，领导人开始计划恢复经济改革，加速经济发展。美国被认为是中国出口商品的重要市场，而且又是外来投资与先进技术的最主要来源。中国领导人认为巩固并改善中美关系是达到中国长期经济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如果中国要从美国在西欧和亚洲的盟国中获得技术与资金，也需要与美国有友好而稳定的关系。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使美国商品有不断发展的市场。中国经济体制引进市场机制，美国企业家可以向中国进行更大量的投资。同时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中国也会有更大的政治自由。美国领导人与一般公民都对此作出了热情的反应。改革使美国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加强了，使美国人愿意与中国合作了。

　　其次，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在１９８３与１９８４年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使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中国一改过去通过削弱美国与台湾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联系，迫使台湾与中国谈判的战略，在统一问题上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政策，并在大陆重新发展经济，“诱使”台湾允许双方进行更多的接触。这一作法取得了效果，台湾政府在商人和要求探亲的人的压力下，放松了两岸之间的商业与文化的交流。

　　第三，中国对勃列日涅夫以后政府政策感到失望，重新恢复了中美的军事关系，美国协助中国发展并制造仔细选择的防御性武器系统。

　　但是，美国一些观察家过高地估计了中国改革的前景，没有看到中国存在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美国认为中国放弃列宁式的组织机构，赞成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风暴云　中美关系略有好转后，随着戈尔巴乔夫于１９８５年在苏联上台并推行“新思维”，中美关系又有变化。戈尔巴乔夫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并且是在美苏关系也有改善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对中美关系并无直接影响。但是，由于苏联的威胁已经消除，促使中美接近的战略因素也就消除了，中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已不占据中心位置，美国也就不再需要在台湾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上作出让步，而且中美在各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分歧也日益显现出来。其中有三个问题是最主要的：１．红色高棉问题。随着越南对柬埔寨的控制日益削弱，如何对待红色高棉的问题成了中美之间的突出分歧点。此外，美国国内对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批评日益增多，认为美对柬政策是由北京制定的。２．核不扩散问题。美国要求检查中国拟向美国购买的核发电设备。风传中国已向巴基斯坦扩散了核技术。中国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３．中国向中东出售武器问题。在中国起初否认以后，又说有些交易是在外交部不知情情况下，由军事贸易公司进行的。这使美国怀疑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由单一的中央制定的。

　　中美经济与文化联系也出现了问题。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逐渐出现严重的入超现象，尤其在纺织品问题上的矛盾更大。由“北京吉普”引发的中国投资环境讨论在美国受到广泛报道。美国商人写信给副总统布什说，如果中国投资环境不改善，美国公司可能撤回资金。中美文化交流尤其是在派遣留学生及访问学者和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问题上争端不断。在学术交流上也有摩擦。

　　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占据的地位日益重要。在８０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并没有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这是因为６０年代与７０年代初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权问题被乌托邦式的宣传所掩盖，美国当时又陷入越南战争，忙于国内事务，不愿意批评过去是帝国主义牺牲品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又渐逐走向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道路。这时美国认为需要鼓励而不是斥责中国。另一方面，美国官员认为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会有反作用，会使保守派反对美国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的论点得到加强。更重要的是，美国认为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会影响美国从越南抽身，减轻在东亚的负担和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等战略目标。

　　到８０年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知识分子对人权的要求加强了。随着开放，美国人对中国人权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了。美国人虽然继续赞扬中国的经济改革，但认为政治改革落后了。更重要的是，国际形势改变后，打中国牌来对付苏联的必要性消失了，世界民主浪潮（南韩、台湾、智利、阿根廷）兴起，并且在西方压力下，苏联开始自由化，批评中国会有反作用的说法就显得无力了。

　　美国人这时认为中美关系的基础不再应是地缘政治的（对付苏联），而应是广泛的，尤其应是经济的。与此同时，中国认为美国是在进行文化侵略，是在影响中国公民，特别是城市年轻人的政治价值观和态度，也在干涉内政，要求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作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认为苏联对中国进行的是外部威胁，而美国是内部威胁。

　　这样，尽管在中美建交十周年时，两国互发贺电，但两国关系的风暴云已在聚集。

　　危机　１９８９年天安门事件使中美关系处于危机阶段。中国经济改革初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到８０年代末，改革导致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这就是腐败严重，不平等现象扩大，通货膨胀和城市居民疏远政府。腐败现象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所致。人民收入差别悬殊使习惯于平均主义的社会感到头足倒置。通货膨胀使人民感到不满意。领导层的分歧更使危机加重。

　　在学生示威初期，布什政府的相当克制的声明，反映布什政府害怕美国作出过度的反应会起反作用，会使中国政治长期不稳定或引起镇压从而阻挠政治改革。天安门事件迫使布什政府采取大胆的行动。但布什仍想维持尽量多的中美关系，减少制裁的影响，但布什受到多方的压力。

　　中国领导层在天安门事件后在对美关系上也有争论，其结果是一种妥协，但其中继续以前政策的成份要大。中国对美关系的总政策是等待危机的过去，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会解除对中国的制裁，无损于中美关系。中美经济关系受到中国天安门事件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商业气候捉摸不定，而不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官方行为。

　　僵局　１９８９年底，中美两国都面临着使两国关系“重新正常化”的问题。布什政府强调美国的战略与商业利益，希望尽快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关系，但是遭到国会许多人的批评。美国所采取的一些和解姿态在中国引起了新的一轮争论。比较保守的领导人仍然视美国是非正统思想与价值观的发源地，有些美国人蓄意要推翻欧洲与亚洲的共产党政权。而温和的领导人仍视经济现代化为首要任务，美国是市场、技术与资金的来源，也是中国向西方国家购买先进设备和获得贷款的主要对象。但中国又怕美国在海湾战争胜利后会创造一个以华盛顿为中心的一极世界，而美国则因为中国在出兵伊拉克问题上弃权而怀疑中国是否在集体安全问题上会是一个合作的伙伴。最终，两国政府都作出了必要的让步。中国在人权和经济问题上的让步是释放政治犯、解除戒严令，增加进口美国商品，而美国则宣布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新的战略来影响中国。

　　中美关系虽然没有进一步恶化，但仍处于僵局之中。

　　苏联东欧解体后，两极纪元已结束，但今后是多极还是一极政治则难以确定。今后国际经济形势是走向自由贸易，还是走向有限贸易，也无人能肯定。在亚洲，领土争端，历史仇恨，民族纠纷都可能引起冲突。中国国内问题不少，尤其是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造成经济不稳。美国对今后走向也意见纷繁，加之贸易与预算均有赤字。这些都使人们难预测两国关系的走向。

　　作者按可能性大小的先后次序提出中美关系可能有五种走向：

　　１．关系继续紧张，既有冲突、竞争，又有合作。不可能有军事冲突，更多的是经济联系密切，在地区与全球问题上有外交合作。

　　２．第二个对抗时期。对抗程度不会象５０年代那样激烈，但文化交流受阻，经济联系减少，甚至在外交上会有对抗性的态势。

　　３．美国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但前提是（中国）对导致天安门危机的群众示威作出新的评价，在此基础上美国给中国以一定程度的经济与技术援助。文化交流活跃，中国对西方的价值观与制度越来越感兴趣，两国在全球与地区性问题上有更多的合作。

　　４．与分崩离析的中国有多方面的关系。中国象苏联那样瓦解虽然可能性不大，但也还是可以想象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导致中央权力向各省倾斜。目前虽然没有地方公开反抗中央政府，但如果北京的权力继续削弱，静悄悄回避中央政府与公开不服从之间的界限有可能经常被逾越。

　　５．再次在战略上结成联盟，对抗共同的敌人。在可预见的将来尚难以确定共同的敌人是谁，但复活的苏联或俄罗斯是中国分析家经常提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