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5]，根据苏军作战理论和原则，其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10到14昼夜，而第一梯队师的坦克和装甲输送车在不携带副油箱的情况下最大行程可达725公里，而且这一地区绝大部分地段地势平缓，便于坦克机械化部队开进和展开。对于进驻苏军后的蒙古，毛泽东曾不无忧虑地说它是“中国背后的一个拳头”。①
1968年8月20日，苏联突然出兵，一举攻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全境。这无疑加深了中国对苏联战略意图的疑惧。事件发生的第三天，中国总理周恩来就严厉谴责了苏联的侵略行径，指出苏联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1969年3月，在中苏边境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②，使中国感到了更为现实而紧迫的苏联军事威胁。3月15日，就在中苏两国军队最激烈的战斗结束的当晚，毛泽东在听取了战况汇报后提议要对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作出必要的布置。他指出：“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6]随后，针对苏联的可能入侵，毛泽东又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7]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曾传闻苏联试图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于1978年在美国寻求政治避难的前苏联高级外交官、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舍甫琴柯在其回忆录中透露了当时苏联高层在此问题上的决策内幕。[8]西方的战略分析家一般也倾向于苏联确有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动外科手术”式打击的计划。③在1969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的会晤中，周恩来总理曾严肃地向柯西金指出：如果苏联这样做，这就是侵略，这就是战争，中国将坚决抵抗到底。柯西金对此并没有否认。[9]
此外，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均可攻击中国全境，部署在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从“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而且苏联太平洋舰队还可以从日本海直逼中国黄海和东海，对中国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特别是苏军频繁地举行对华进攻性军事演习，使得原本就紧张的边境地区更有剑拔弩张之势。面对着苏联重兵压境的战略态势和全线紧张的中苏边境形势，中国被迫作出结论：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10]
为此，中国明显加快了以“三北”地区为战略重点的军事部署调整步伐：开始在北部地区大规模构筑防卫工事；在华北、东北和西北战略方向组建了若干担任坚守防御任务的守备（独立）师；充实和加强了担任边防勤务和一线防御作战任务的边防（独立）团；针对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突然袭击，从那时到后来的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国军队广泛开展了以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和防核武器、防化学武器、防生物武器为主要内容的对苏防卫作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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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笔者在人民解放军东北某部队任职期间，曾多次听部队高级指挥员引用毛泽东这一形象的比喻。虽未找到公开资料证实毛泽东是否说过这句话，但笔者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最高决策层对当时苏军进驻蒙古的战略意图和所形成的军事态势的担心。
②参见韩怀智主编：《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版，第636～645页。珍宝岛位于中苏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1969年3月2日和随后的15日和17日，中苏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和该岛两侧冰冻的河道进行了小规模的交战。在15日最激烈的战斗中，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和坦克50余辆，步兵100余人，飞机36架次（未投弹），发射炮弹1万余发，炮火袭击正面约10公里，纵深达7公里。同年8月13日，苏联边防军进入中苏边界西段的新疆铁列克提地区纵深达2公里，突然袭击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双方再次发生激烈战斗。
③可以列举的材料之一是美国战略分析家唐纳德C·凡尼尔和哈伦w·詹克斯的《苏联入侵中国可能选择的方案与中国的对策和美国的反映》一文。他在该文中写到：“中国无疑会担心，苏联即便在不爆发美苏全面战争的情况下，也会伺机摧毁中国的核力量。苏联在1969年中国挑起的乌苏里江事件（指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后，显然曾考虑过摧毁中国核力量的可能性。”摘自1983年《冲突》杂志第5卷第1期（王天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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