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新思路与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方针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这是整个7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变化的最终结局。这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也为中美关系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内逐渐达成一种共识：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搞改革开放，必须大胆地向西方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及先进管理经验。美国是我们对外开放和引进的重点国之一。能否顺利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关系到能否保证对外开放路线的顺利实现。中美关系的发展问题，从来也没有像这个时期那样，和国内的改革开放路线联系得如此紧密。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是在冷战格局中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而且更是改革开放路线的内在需要。

　　改革开放路线的确定，还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这就是在国家战略安全之外，始终把创造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大环境、推动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作为基本的立足点，从国内发展的需要来通盘考虑中美建交的问题。这和毛泽东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个新思路的要点是：

　　（一）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

　　（二）中美建交的直接动力，就是为中国国内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三）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要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显然，这个发展中美关系的新思路，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放在了首要地位，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突出地强调国家安全。从改革开放的战略需要出发，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立场的前提下，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应对措施。[6]（P，109）

　　1977年1月20日，卡特就任美国总统。2月8日，卡特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他表示：“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们政策的目标是美中关系正常化。”然而，在一段时间里，卡特并没有把美中关系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上，而是去追求美苏缓和。

　　随后，卡特总统接受了布热津斯基的建议，把国务卿万斯的访华计划从11月提前到8月。这预示着卡特总统对华政策的转变。

　　1977年8月22日至26日，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这次会谈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台湾问题。万斯提出一个方案，即：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须保证美国同台湾的贸易、投资、旅游、科学交流以及其他私人联系不受影响，并允许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美国政府在适当时候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心并有兴趣使中国人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政府不发表反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

　　8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万斯时，否定了万斯方案。他指出：中方反对美方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为了照顾现实，我们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6]（P，36-37）

　　1977年底，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约见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对万斯方案又作了一些解释。黄华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并表示待美方有了新的方案时再谈。此事便继续搁置下来。

　　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作为力促中国实现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来说，自然是最为关注。但他也懂得同美国人打交道，要有足够的耐心。

　　1978年1月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谈到台湾问题时说：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还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6]（P，53）

　　上述情况表明，最期望尽快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有利条件的是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灵活的两手策略，最有耐心等待美国方面的变化的，同样是邓小平。

　　3.同时启动中美建交和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耐心并没有白白付出。

　　1978年4月，阿富汗发生亲苏政变。美国政府下决心先同中国建交，争取同苏联谈判的有利地位，并开始为布热津斯基访华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