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外事工作中地位的上升，是一直觊觎外交大权的江青集团所不能接受的。

　　这一时期，在对外方针上，邓小平处理问题的一个基本点，就是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事。具体说就是：（1）把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作为外交战略的基石；（2）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坚持毛泽东所说的两句话，即“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3）关于中美正常化的途径，关键是台湾问题，解决方式只能是日本方式，即承认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①。

　　即便如此，邓小平在外事工作上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江青集团的纠缠。江青集团不愿意看到邓小平把务实力量重新集结起来，对他们形成严重威胁。所谓“风庆轮事件”，就是双方的一次较量。

　　风庆轮是一艘国产万吨级远洋货轮，在1974年国庆前夕从罗马尼亚返回上海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乘机指责交通部没有批准风庆轮及早远航，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作怪。10月14日，江青就风庆轮事件作了批示，借机指责国务院。17日，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会后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10月18日，王洪文对毛泽东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生争吵。看来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毛泽东批评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还要他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3]（P，679）

　　10月19日，江青又要同邓小平陪同丹麦首相去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同一天，周恩来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告诉她们：这是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了很久了。[3]（P，67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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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第2，3两点，参见邓小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5月14日。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20日，毛泽东在长沙听了王海容、唐闻生的汇报后，表示：“风庆轮”的问题是一件小事，先念已在解决，江青还这么闹。他要王、唐转告周恩来：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他还再次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3]（P，680）

　　11月12日，邓小平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了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争论情况，认为政治局内生活不正常，还谈到他同江青争吵的事。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支持，还说：“她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3]（P，682）

　　12月23日至27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周恩来、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批评江青有野心，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要安排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他还表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以后，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3]（P，686-687）

　　1975年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访华。福特是一位弱势总统，加上美国已从越战中脱身，美苏关系又进入了缓和时期，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大为减弱。这一次福特访华虽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也没有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定出时间表，但仍然为中国提供了一次直接阐述自己的原则立场的最高层对话的机会。随后，双方都陷入最高领导层的更换之中。

　　从1975年底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席卷全国，邓小平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人们对中国国内、国际形势的美好寄托，再一次被极左势力占上风所打破。人们只有耐心等待。期待中的中美关系的突破性进展，不仅需要“世界有个大变化”，而且需要中国自身有个大变化。

　　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同年10月粉碎江青集团以后，极左势力被清除，“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为中国政治局势和中美关系带来新的转机。

　　三、改革开放——中美关系的新基础（1977-1979年1月）

　　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随着邓小平的再次复出，中国内政外交发生重要转变。

　　1.对外开放的内在动力

　　随着清算江青集团极左思潮影响，重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迅速扩大对外开放、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这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稳定的内在动力。

　　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6]

　　同年9月1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指出：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个起码的常识，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它都引进。你们日本就是这样。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还说：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6]（p，40）

　　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表达了一种迫切的心情：60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水平差距不大。世界科学技术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1975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50年。那时我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仅没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6]（P，43-44）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邓小平反复强调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方法，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要求打开国门的呼声，这种要求开放的呼声和党内要求改革的呼声相呼应，奠定了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民意基础。

　　1978年5月17日，国务院成立了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同时，一批国务院高级官员到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其中最重要的是同年5月2日至6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考察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在谷牧出访前夕，邓小平向他提出：要详细地做一些调查研究，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7]谷牧回国以后，在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里谈到，西欧各国在经济起飞时，都有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经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搞？[8]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听取了谷牧的访欧情况汇报。[9]

　　对外开放的呼声，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要求。正如邓小平1978年10月10日在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的谈话中讲的：“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他还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10]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上印发了谷牧出访西欧的报告，引起与会者注意。据于光远回忆说：“这使得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很好的制度。”[11）李先念在总结讲话里提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这比关起门来样样靠自己从头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12]

　　同年9月5日至10月2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其中第三个转变，就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今天看来，这种转变的实质，就是要使中国的发展融入国际社会。

　　正是在这种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潮流推动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12月召开了。这次会议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开始了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