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江青借机发难

　　就在中国政局处于微妙变化的时刻，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第6次访华。这时，基辛格的职务已经是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11月17日，毛泽东得知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认为周恩来在同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约见周恩来等，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并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他的意见。[3]（P，634）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介绍了他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江青在会上借机发难，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一向以忍耐著称的周恩来，被迫同江青争辩。[3]（P，634）

　　这时，周恩来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要向毛泽东作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同江青等人作斗争。

　　第二天（11月18日），周恩来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3]（P，634）

　　事实上，在此以前，江青等人已经想插手外事工作，寻机向周恩来发难，动摇周恩来的地位。1973年11月13日，江青提出要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增发张春桥和姚文元。周恩来批示外交部：“请从今起，外事活动简报，一律印送主席、政治局在京全体同志，及有关各部、委、组，望通知友协照办。”[3]（P，633）接着，11月18日，江青就借邀请土耳其两位音乐家访华演出一事提出：“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还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发起“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活动，致使这次访华演出被迫取消。

　　这一次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批评，给周恩来造成了更大的压力。11月21日起到12月初，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连续开会，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批评，周恩来作了检查。在会上，江青、姚文元等穷追不舍，提出这一次是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想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企图在政治上扳倒周恩来。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3]（P，634）

　　毛泽东严厉批评周恩来，但无意从根本上把他打倒。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表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他还表示，江青、姚文元“增补常委，不要”。[3]（P，634-635）

　　毛泽东对一段时间以来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还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要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3]（P，636）两天以后，12月14日，毛泽东提出要邓小平当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3]（P，636-637）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到了邓小平身上。

　　3.邓小平的又一次起落

　　1974年起，中美关系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徘徊时期。这一年，尼克松总统因经济恶化和“水门事件”而陷入危机。周恩来病重，并受到江青集团的不断纠缠。

　　1974年初，江青集团在批林批孔过程中，借“蜗牛事件”发难，企图给中美关系设置障碍，给周恩来主持的外事工作一个下马威。

　　1973年12月，第四机械工业部派出彩电显像管考察组到美国康宁公司考察。康宁公司送给考察组蜗牛造型的玻璃工艺品作为纪念。谁也没有想到，这件很平常的事情，竟然引发出一场惊动中央政治局的涉外事件。

　　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第四机械工业部讲话，指责该部考察组“祟洋媚外”，提出中断引进项目，退回礼品，并要向美国驻华联络处提抗议。周恩来得知此事，深谙江青的用意，十分谨慎。他几次要外交部认真调查，再作结论。2月21日，外交部提交《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如实说明美方送蜗牛礼品并无恶意，建议不必退回礼品、作外交交涉。

　　周恩来看了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同意，并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圈阅同意了周恩来的批语。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江青在第四机械工业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3]（P，650）

　　这以后，外事工作（包括中美关系）逐渐转由邓小平主持处理。这种变化，江青等人早有预感，因此在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大会的问题上，倾全力阻止。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要外交部写有关报告。随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外交部报告，遭到江青等人的反对。

　　3月25日，毛泽东要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26日，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除江青以外，与会者一致赞同由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27日，毛泽东得知政治局开会的情况，致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3]（P，658）在这种压力下，江青被迫表态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