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政局变幻不定和中美关系“尘埃未定”（1973年7月-1977年）

　　这一时期，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极左势力对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同时，又由于毛泽东的重病，最高层决策程序逐渐发生了混乱，这使得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处于“尘埃未定”的境地。

　　1.《新情况》事件

　　从1973年7月开始，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对国际局势的估计上开始出现分歧。事情起因于外交部《新情况》第153期。

　　1973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商谈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起草问题时提出，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

　　紧接着，就发生了勃列日涅夫访美，同美国签订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和《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

　　在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中国方面最为敏感和担心的问题，就是苏美缓和。苏美签订的上述两个文件，引起中国方面的警觉。6月25日，周恩来接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毫不隐讳地表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1]（P，356）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了《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一文，6月28日刊登在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这次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1]（P，356）

　　毛泽东看了这期《新情况》以后，当即严厉批评，认为这篇文章是反对他的意见的。7月3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的批评，立即写信给外交部有关人员，表示：“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1]（P，356-357）

　　7月4日，毛泽东再次批评《新情况》第153期。他说：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3]（P，604）

　　这次谈话，毛泽东是批评外交部的，却没有找分管外交部工作的周恩来，而找了张春桥和王洪文等人，并且还在讲话里提到搞修正主义的问题，使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陷入了很大的被动。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正值确定党内人事安排的敏感时期，不能不令人格外担忧。

　　7月5日，毛泽东看到了周恩来写给外交部有关人员的那封信，当即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1]（P，356）毛泽东在这个批示里，通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的说法，降低了前两次批评专指周恩来等人的针对性，并且通过“宜研究改正办法”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表明仍要周继续主持工作。

　　当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先由张春桥传达毛泽东4日批评的内容。接着，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从6月下旬以来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和批示，并作了检讨。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对国际问题的意见，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关于国际问题和任务的部分提出了修改意见。

　　这以后，周恩来迅速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起草批评《新情况》第153期的文章。7月15日，他把起草好的批评文章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表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当天看到了这篇文章，将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中的“严厉”两字删去，还批示“检讨不要写了。”[1]（P，357）

　　尽管在《新情况》第153期的问题上，毛泽东后来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方式，但对周恩来等人来说，批评仍是严厉的。

　　这以后，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多次约江青等人谈这方面的意见。8月6日，江青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并念了毛泽东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还要求把这些内容写进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当即把江青的意见软顶了回去，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3]（P，610）尽管如此，有关批孔、批儒的文章还是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出来，而且越来越多。

　　8月20日，毛泽东原则同意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确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这次政治报告。[3]（P，613）这是周恩来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在党的十大以后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地位的肯定。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一大批被解放出来的务实派（包括邓小平在内）进入了中央领导层。同时，江青及其党羽也被选入中央领导层。特别是王洪文被选为党的副主席，名列周恩来之后，更是加重了江青集团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