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落实与苏联结盟工作的同时，新中国对日工作的具体内容就是从发展与日共的关系着手展开对日人民外交。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指令日本政府释放包括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在内的政治犯，日共成为可以公开活动和参加竞选的合法政党，中共舆论支持日共取得政权。但日共最高领导人之一野坂参三发表“即使处于占领制度下亦可经过和平方式建立人民政府”之类的主张后，引发了共产党情报局的严厉批判，指责野坂“经由议会的、民主的方法而赢取政权”和“在占领制度的条件下建立一个人民民主政府”的想法是“反民主、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为美帝国主义吹嘘”和“欺骗日本人民群众”的理论。[1]随后中共在1950年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日本人民的解放道路》的社论支持情报局对日共的批评，指出：“像今天日本这样在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只能是一场严重的革命斗争”。[2]这篇社论给日共中央以重大影响，遂决定接受情报局的批评并制定新的政策，日共机关报《赤旗报》也于19日全文转载。但日共的转变被麦克阿瑟认为是“屈服于外国的干涉”，不久，日共因举行争取全面媾和的“人民总奋起大会”时与警察、美军发生冲突而遭到镇压。6月6日，麦克阿瑟又以“共产党轻视法律和秩序，企图用欺骗和煽动制造社会动乱”为借口，发布了解除共产党干部公职的命令。[3]为此，中共中央于6月12日发表声明，抗议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整肃”日共领导人和逮捕日共党员的暴行，指出“最后失败的必然是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日本人民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总是要胜利的。”[4]

　　尽管中共声援日共代表的“革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和日本卖国贼”的斗争，但不可能给改善日共在其国内的被镇压处境带来任何实际的作用，而且由于来自国际共运内部的批评，日共发生了主流派和“国际派”的分裂。在受到“整肃”以后，日共主要领导人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人逃到北京成立了“海外组织”，而与之对立的“国际派”便委托日共中央局书记裤田里见去中国说明观点以及“德田主流派如何任意整人”。[5]不过，在当时朝鲜战争正激烈进行的背景下，中苏两党都支持已转而主张“武装斗争”的德田、野坂主流派。1951年4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带着几位日共领导人来到莫斯科，斯大林亲自出面批评日共的分裂并强迫裤田也同意由苏共“帮助起草”的武装斗争纲领。10月，日共召开第五次全国协议会，通过《日本共产党的当前要求——新纲领》，它规定：日本当前的革命是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其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在精神和政治上的支柱——日本吉田政府。新纲领指出：必须组织国民的革命斗争，“必须打倒反动的吉田政府”，“认为用和平手段能够求得日本的解放与民主改革是错误的。”新纲领还特别强调了日本应该首先与苏联、中国合作。《人民日报》于11月29日全文刊登了日共的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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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2]鸟田政雄：《为友谊架桥四十年》，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3][5]裤田里见：《我的战后史》，《周刊朝日》，1978年4月14日。

　　[4]《人民日报》，1950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