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分析中明确了受美国控制的日本处于中间地带的地位，所以随着“一边倒”方针的确定和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形成并展开以中苏同盟为基本框架、以支持日本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为主要目标的对日外交战略。而且，中共制订对日政策还受到了斯大林的直接指导。1949年7月，斯大林对前来商讨建国大计并争取苏联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的刘少奇说：你们应当与日共建立密切的联系。现在美国正想把日本争取到他那一边去，如果美国在日本达到其目的，以后中国的困难就会大；如果你们能把日本争取到你们这方面来，那资本主义在远东从此就要完蛋。日本人民是很好的，中国人民仇恨日本人的情绪不应该成为你们争取日本的阻碍。但日本的上层还有一批反动分子没有被打下去。今后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很好地帮助日共及其他进步势力打击日本反动分子，以便能够把日本争取到你们这方面来。斯大林还谈到组织东亚各共产党联盟、中国应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作等问题。这些谈话从与美国对抗的国际共产主义战略角度指示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和努力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与对日关系有关的外交工作在两个层次上展开。首先是毛泽东访苏缔结明确中苏同盟关系的条约，以落实“一边倒”构想从而形成以中苏协调为基本框架的外交战略体制。这项结盟条约的第一条便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1]毛泽东在1950年4月召开的批准该条约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说：有了这个同盟条约，“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但无论从制定“一边倒”政策方针的初衷还是从威胁中国的现实可能性和军事力量状况来看，毛泽东之所谓“帝国主义”首先当是指美国，至于对日本的担心只是片面媾和以及日美结盟而已。所以，中苏条约点名把日本指作首位假想敌国，显然与中国所处的国际关系实情有所脱节，而且为日本在签订和约时选择台湾国民党政府提供了重要的口实和心理根据。[2]

　　-----------------------------------------------------------------------

　　[1]《中苏友好文献汇编（1949·10—1959·10）》，第355页。

　　[2]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