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就在毛泽东构想未来新国家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时候，美苏这两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已于两个月之前在雅尔塔达成了有关中日两国领土的秘密政治交易。这项名为“关于日本的协定”确认苏联提出的以外蒙独立、恢复日俄战争中帝俄失去的领土和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而且为了“推迟中国政府或中共可能作出的任何反应”，美苏相约严守秘密。[1]1945年8月，雅尔塔协定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到合法肯定。对此，蒋介石压制内部批评意见，国民党的公开舆论是一致颂扬。而共产党也称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历史上我国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友好同盟条约”，对巩固、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和建立远东持久和平“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雅尔塔协定这样得到落实，所表明的不仅是美苏两国具体利益的实现，而且是美苏两极国际体系在远东地区的形成。至于中国，虽然作为对日战胜国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但由于成为美苏两国争夺的目标而不能摆脱受美苏控制的命运。这就预示着，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决不会是双边问题，它必然受制于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

　　对于战后的历史发展趋势和国际政治现实，中国共产党有着自己的理想主义理解，并且表现出一种非孤立主义的大国志向。毛泽东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2]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更强盛了，欧洲的面貌改观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政治觉悟更提高了，全世界的进步力量更团结了。”[3]而战后的中国，由于是“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的主要国家。”“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4]但是，美国作为战后的首位强国总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政治军事存在，在美苏矛盾日渐明显以致出现“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舆论的时候，在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而斯大林依然漠视中国革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要鼓舞斗志取得革命胜利并建立新中国，就必须要考虑制定总的外交战略同时还要提出支撑这一战略的理论。这便是“中间地带”理论和“一边倒”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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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7、278页。

　　[2]《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0页。

　　[3]《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3页。

　　[4]《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