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靖国神社本身。日本的一些所谓学者和政治家在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辩护时，称这是日本的传统文化，称对死者的尊敬和悼念是日本人的一般感情。我想要说明的是参拜靖国神社与日本传统文化是没有关系的，靖国神社并不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部分，而是因为有了靖国神社才创造出它所谓的文化部分。神道教是日本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它在日本设有许多神社，但其教义中没有悼祭战死之人并将其当作神的传统，相反的，它认为像战死这样非正常死亡的人是不能成为神的，是一种怨灵，是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如灾荒、瘟疫都是由这种怨灵产生的。这种传统文化是在靖国神社出现后才发生改变的。明治维新时，伴随不断增多的战争和死亡，为鼓动人民继续为天皇献身和强化天皇地位，在1869年设立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名为靖国神社，目的是将为天皇献身的人供奉尊崇起来，这些人的魂魄被招回后，不再是怨灵而是“靖国之神”。可见，靖国神社并非是因神道教而产生的，而完全是为巩固天皇制建立的。所以，靖国神社与日本传统文化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如果说与文化有关，那是伴随靖国神社的产生而出现的推崇“靖国之神”的与军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文化，而用日本传统文化来开脱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需要强调的是靖国神社的国家地位。靖国神社建立后，一直由国家出资维持，并由日本陆、海军省和内务省共同管理。到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每年都要在靖国神社进行多次的“合祀”仪式，即举行招魂仪式将阵亡者之灵集体“招回”供奉，特别是强制国民无论宗教信仰如何，都必须前往参拜“慰灵”。这个过程不是对死者的哀悼，而是一种对死者转化为“神”之后的精神的继承，日本进步学者将对“靖国之神”的慰灵称为“感情的炼金术”，也就是说阵亡者一旦进入靖国神社后，就成为日本精神的代表和日本国民学习尊崇的模范。靖国神社中的“神体”实际上只有两“座”，一座代表皇族战死之人，一座代表其他246万普通阵亡者，他们被统称为“靖国之神”，这是一种十分抽象的概念，之所以如此抽象，是为了使人们建立这样一种意识，即一旦进入靖国神社，就成为国家的“神”，就不再与个人或家族有任何联系。所以，靖国神社完全变成一个国家祭祀的地方，与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一来，传统的神道教就作为政治工具被国家利用，即“国家神道”，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靖国神社在战后的变化。战后初期，美国曾对靖国神社采取限制措施，颁布了“神道指令”，规定靖国神社脱离国家管理，不允许和政治有关系，靖国神社成为独立的“宗教法人”，不再具有国家宗祠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阵亡者是为天皇和国家献身为由，日本右翼团体鼓动战争“遗族”（阵亡者家属）要求靖国神社由国家管理，提出“国家护持”的口号。1967年，自民党开始在国会提出相应议案，但由于涉及政教合一的问题，这是战后日本宪法所不允许的，所以在国会上连续七次被否决。1974年，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提出一个“迂回法案”，又称“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法案”，要求政治家和来访的外国元首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以变相实现国家管理。所谓“正式参拜”（在日本称“公式参拜”）须符合三个条件：参拜不是以私人身份，要注明官职；参拜时要带随从，要乘公车；要用公款来支付祭祀时的费用。“正式参拜”的实现等于建立了靖国神社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应是我们反对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最核心问题，因为它是“迂回法案”的目标所在，“正式参拜”等于承认了对靖国神社的国家管理，也就等于恢复了靖国神社在战前和战时的地位。“迂回法案”提出之后，到1978年，靖国神社才秘密地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2000多名乙级、丙级战犯“合祀”进去。所以，靖国神社背后的深层次的问题绝非只是供奉东条英机等战犯灵位那么简单，即使采取一些日本政治家提出的“分祀”（将东条英机等战犯灵位移出靖国神社）的建议，也根本不能解决靖国神社的本质问题，而且还孤立了日本国内坚决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进步力量（包括反对政教合一的人士和坚决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和平遗族”等），因此，“分祀”是不可取的。实际上，“分祀”的想法早在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时就曾提出，这是日本政治家第一次完全符合条件的正式参拜，引起了强烈反响，直到1996年，桥本龙太郎才再次正式参拜，目前小泉纯一郎已经参拜四次了。还有人提出另外建立一个国家悼念祭祀的地方，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总的来说，靖国神社问题是集文化、宗教、感情、历史认识等诸多方面的一个复杂问题。

　　2.历史教科书问题

　　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也需要做比较全面的考察。

　　战前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从体制看，是国定教科书，即由国家修订，不允许民间编修教科书；一是从内容看，是充斥了（明显的）军国主义的教育内容，宣扬日本是“神国”，以明治维新后的天皇“教育敕语”为指导，核心是要求学生为国家和天皇献身，这一原则在战时被突出地强调，并加入了宣扬“大东亚战争”的内容。

　　战后日本教科书发生了变化。1945年9月的新学期，由于已来不及编写新的教科书，所以只好将旧教材中露骨的军国主义口号用墨涂去，这种“墨涂教科书”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因为旧教科书的指导思想和本质没有改变。在其后修订教科书的过程中，美国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允许民间编写教科书，由文部省审定，只可审查史实，不能限制观点。这样，教科书的审定制和国定制同时推动，但随着日本战后政治的发展，受到日本政治中民主主义和否定军国主义的影响，审定制教科书的采用率很快就压过了国定制的教科书，到1952年，国定教科书的学校采用率已降至2％，到现在，日本的初中基本上只有审定教科书，而没有国定教科书了。

　　战后60年来，日本的审定教科书一直是处在“改善”和“改恶”两种倾向的斗争中，朝着民主主义、反对军国主义方向的发展，遭到了相反方向的抵制，形成拉锯战，出现了三次大的反复。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针对审定教科书的上升势头，日本右翼势力设法限制其采用。第二次是在80年代中期，日本右翼势力再度冲击审定制。现在是第三次，而且这次持续的时间相当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