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周恩来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开创人民外交和人民友好事业。他不仅重视同日本上层人物的交往，而且更加留意同日本普通群众的交往。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政务之繁忙，可以想见。但20多年来，他会见了上至首相、下至群众，共计数千名日本友人，与他们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些事实，日本国民至今都还记忆犹新，感动不已。周恩来以自己的至诚至信，以大事小的外交实践，在日本人民中间播下了中日和平友好的“种子”，日本涌现出一批致力于重建中日关系的志士仁人，形成了一支包括各阶层人士的极其广泛的对华友好力量。这是注定要发芽、开花、结果的种子。当自民党的田中角荣上台组阁，表示要尽快恢复中日邦交时，日本各在野党迅速作出反应，声明给予支持和合作，显示出人民友好的巨大能量。

　　新中国成立后，为打开中日关系极端困难的僵局，周恩来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先从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民的友好交往开始做起，运用民间外交的力量，逐步积累和创造条件，推动官方关系的发展。对这种民间外交，周恩来寄以厚望。他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在两国政府尚未交往和签订协议的时候，直接办起外交来，解决了许多问题”，这必将“为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他满怀信心地预言：“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喝香槟酒了”[1]。后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实践，差不多是这一预言的复制。

　　宽大处理在押的日本战犯、战俘，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珍视中日友好、诚心实意地构筑两国长期友好基础的重要举措。

　　在中日恢复邦交的谈判过程中，基于两国世代友好的愿望，周恩来提议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得到田中等人的赞同，并写进了联合声明。1978年8月，两国政府签署了这个条约，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铺设了轨道。

　　综上所述，周恩来为中日关系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遗产。它的基本点可以概括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恪守原则、互利合作，着眼全局、立足人民，和平共处、世代友好。我们相信，经过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必将按照周总理生前的愿望，积极健康地向前发展。

　　〔作者朱诗柱，1965年生，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基础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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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68、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