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指出，中日两国发展关系也应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条件，更“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1]。日本曾经把不平等强加给中国，但这已属过去，中国不存在丝毫的报复之意。中国希望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日本开展贸易，互利合作。对于个别日本人关于中国实现工业化可能会与日本发生经济冲突的担心，周总理指出：“假如永远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么关系是不能搞好的”[2]，因为那样不具备深入交往的平等基础和发展后劲。周恩来希望日本经济界人士“要有远大的眼光”[3]。中国人多地广，资源丰富，市场广大。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其前途是无限的。相反，搞过去那套损人利己的殖民主义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中日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日本目前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最大伙伴国。但长期以来，日本在开放市场，减少限制，降低关税，增加从中国的进口，尤其在对中国的技术转让方面，始终持消极的态度，甚至采取明显的歧视和限制政策。从长远看，这种做法并非对日本自己有利。

　　三、着眼于国际战略全局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这是中日友好的方向

　　首先，中日友好并不针对第三国，即既不因第三国的关系而影响中日关系，也不因中日关系而排斥第三国。一方面，两国外交都应该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明确这一点在当时并非无的放矢。战后相当长时期，日本外交奉行追随美国的政策，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反华战略，严重阻碍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相反，日本政界包括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人士，都对中方希望在继续保持日美友好的同时发展中日友好的诚恳立场，表示怀疑，以至屡次进行试探。与此同时，日方基于他们对苏联的态度，把当时的中苏关系看作是中日友好的障碍。一句话，日方把第三国放在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位置。这说明了日方对中国外交的自主性缺乏充分认识。鉴此，周恩来多次阐释中方立场：两国同其它任何第三国的既定关系，不应影响中日两国发展关系；中日两国发展关系也不应妨碍各自保持或发展同第三国的关系。具体到中苏、美日关系，周恩来指出，中苏关系是确定的，不存在中苏关系结束时才有中日关系发展的问题，《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不表现为障碍，中国外交是完全自主的。同样，日美关系也是确定的，中方并不要求结束日美友好或日美安保体制后，再来发展中日关系。中方只是希望日本不要因日美关系而妨碍中日关系。中方愿意看到：在日美友好的同时能发展中日友好。其实，这也是日本外交自主性的体现。后来的事实证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以巨大勇气，打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局面，正是日本由依附型外交转向多边自主外交的关键一步，这一步对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意义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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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18、89、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