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17日，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致函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田付景一，请田付转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表示日本政府如果希望解决中日间的重要问题，中国政府欢迎日本政府派代表团到北京进行商谈。同一天，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新闻、广播界代表团时指出，中国人民反对旧金山对日和约的态度并不妨碍中日关系正常化，关键是两国政府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只要日本政府具有发展两国关系的诚意，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是可以寻找得到的。10月，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表示中日之间应“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1]11月4日，沈平再次致函田付，指出中日关系正常化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认为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的时机已经成熟，欢迎日本政府派遣代表团来北京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建立中日两国友好睦邻关系而努力》的社论，表示“中国人民将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建立两国人民之间的长远的友好睦邻关系而努力。”[2]1956年1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并且第三次提议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

　　为了早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还为此采取了许多具体的实际行动。1955年4月，出席万隆会议的周恩来，会见了日本代表团首席代表、鸠山政府经济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万隆会议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由于多方面的问题，日本的提案一直未能通过。对此，周恩来表示，日本关于和平宣言的提案如能在会上一致通过，中国可以撤回自己的提案。这样，日本的提案终被通过。[3]195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决定。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56年6月宣布，对1062名战犯中的45名作了起诉，其余的1017名战犯免于起诉，宽大释放，并分三批遣送回国。被起诉的战犯也只判了12-18年徒刑，并且从拘押之日算起，对表现好的还予以减刑或提前释放。中国政府把对战犯的宽大处理，作为尽早恢复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步骤。

　　在中国政府作出对在押日本战犯宽大处理的决定后，重光外相发表声明，对中国释放战犯一事表示高兴，并且表示愿意尽量扩大同中国的贸易。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国营铁道工会访华团时说：“对这个声明，我也同样感到高兴”，“这说明日本政府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某种程度的积极态度。”他还说，“我们的北京机场随时准备迎接鸠山首相、重光外相的飞机降落。”[4]再次表明中国政府对发展中日关系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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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2]《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二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2页。

　　[3]参见《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中译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4]《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