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妥协与共赢

　　苏共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十分调低，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愿意妥协，愿意听取或接受不同意见，并放弃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是有一点，他们始终坚持，就是要求会议宣言肯定苏共二十大，说它做出了“历史性决议”，“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29]

　　按照中国的理解，宣言作为共同纲领讲得的是普遍原则，不妨碍各国党的具体做法。各国党的代表大会是各党自己的事，不需要国际会议批准，否则，岂不又搞成了共产国际？[30]但对苏联来说，这有一个悖论。作为“为首党”，苏共到底执行自己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是贯彻各国党协商一致的纲领？这个问题对其他党也存在。但是，在苏联，这个问题最为尖锐。原来，苏联还是把“为首党”理解成对阵营负有全面责任的领导党。就是说，它不仅要管自己的事，还要管各党的共同事务。只要宣言肯定了二十大，苏联就能用二十大的精神解释宣言。中国却认为，宣言根本不同于二十大，组织上它由各国党协商产生，高于二十大，内容上它纠正了二十大的一些错误。尽管如此，由于苏联在大部分问题上都同意采纳中国和其他兄弟党的意见，中国也就不坚持了，同意满足苏共这个愿望。

　　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中苏之间也存在分歧。宣言讲了和平与非和平两种可能性。中国认为不够明确，建议写上用什么方式过渡取决于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中国的意图很明显：宣言应当否定苏共二十大的观点。苏联竭力反对，理由还是那个，要求中国照顾苏共二十大的提法。中国也妥协了，表示可以保留意见，并将把意见写成备忘录，提交苏共中央备案。

　　宣言是一个令各方满意的共赢文件。苏联收获了“以苏为首”和对二十大的肯定，也就等于获得了它最需要的东西：恢复领导地位。

　　各兄弟党也很满意，不仅因为宣言在提法上尽可能地照顾了他们的意见；而且会议本身，苏共的谦和低调，不再板老子党面孔，中共的公正与通融，尤其毛泽东的魅力、智慧以及他在各方面所起的决定作用，使大家看到了希望。

　　当然，最满意的还是中国。毛泽东说，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成功，是集中和民主相结合的成功。[31]可以这么说，会议近乎完美地实现了中国党的想法：各国一律平等，一切问题都要协商一致，为首者不再具有发号施令的权力，有理有德者的意见才能占上风。中国的最大收获是在阵营内树立了崇高的道义形象，这使中国党产生了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国际主义使命感：当苏联出现偏差时，中国党有责任推动苏联回归正确道路。

　　1957年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关系达到顶峰的一次国际会议，也是中国起重要作用的一次会议。它真正实现了各国党一律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次会议所以能够召开，从根本上讲是苏联软实力的下降和中国国际威信的上升这两种因素促成的。赫鲁晓夫需要借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力量恢复苏联在阵营和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则想抓住这一机会把阵营的旧体制改造成各国各党一律平等的新体制。目标虽然不同，但是中苏双方都把维护相互团结看作大局，并在必要时做出妥协。这是会议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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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这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分别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41页；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559－563页。

　　[3]《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498页。

　　[4]《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见1956年7月6日《人民日报》。

　　[5]参见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6]参见（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版，第359－361页。海茵茨希认为，斯大林拒绝的真正原因是他不要共产党中国介入欧洲的政策。

　　[7]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页。

　　[8]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7－1278页。　　　　　　　　　　　　　　　　　　　　　　　　

　　[9]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6页。　　　　　　　　　　　　　　　　　　　　　　　　　　　　　　

　　[10]《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283页。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3页；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112；（南）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岁月（195－1958）》，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268－270页。

　　[12]在这个问题上，当事人有不同的回忆，见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112；（南）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岁月（195－1958）》，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268－270页。阎明复：“我所知道的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见杨尚昆等：《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135页；

　　[13]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95页。

　　[14]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15]《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732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25页。

　　[17]《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728页。

　　[18]（南）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岁月（195－1958）》，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269－270页。

　　[19]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43页。

　　[20]《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726页）

　　[21]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96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28页。

　　[23]协商过程是理解莫斯科会议和宣言形成过程的关键。学术界对此注意不够，由于资料不足，一些重要的专著对协商过程和起草委员会往往语焉不详。本自然段的叙述主要依据以下著作：阎明复：“我所知道的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见杨尚昆等：《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43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98－99，127页；《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0页。

　　[24]这种方式是中共七大时创立的，以后历次中共代表大会基本沿袭了这个模式。而六大以前，中国党开会是苏式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会议往往成为党内斗争的战场。

　　[25]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99页。

　　[26]杨尚昆在日记中对这两个层次修改宣言的情况均有一些相当明确的记载。

　　[2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627页。

　　[28]《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732页）

　　[29]《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页。

　　[30]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39页。

　　[31]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