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宣言起草与台下协商

　　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怎样围绕共同宣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今天来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坚持把自己的意见或把多少意见写进宣言,而在于制定宣言的过程能否体现中国人的主张。早在会前准备阶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紧紧抓住了宣言起草这个环节，就势把起草过程变成了新体制创立和运作的过程。

　　共同宣言产生的基础是协商一致，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党需要首先争取宣言修改的主动权。当苏共中央将事先拟定的草案于10月25日交中国党征求意见时，毛泽东不甚满意，但他没有像南斯拉夫那样简单否定这个草案，而是在肯定草案大部分内容的同时提出不同意见，并指定胡乔木对草案进行修改。10月29日毛泽东在约见尤金时请他先把中方意见带给苏共中央。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后在毛泽东主持下审定了胡乔木（3日到5日）的修改稿。11月5日苏共也拿出了他们修改后的第二稿，它与第一稿差不多。6日，中苏两党各出几人，中方以邓小平首，苏方以苏斯洛夫为首，共同研究双方的稿子。经协商，苏联同意接受中方的修改草案。10日下午3日，苏方代表苏斯洛夫等6人到我方住处协商，8时达成共同意见，决定以两党名义提交会议讨论。至此，宣言修改的主动权已由苏共手上转到了中共之手。接下来的工作是扩大协商范围。11日，修改后的草案印发各执政党征求意见，各兄弟党协商开始。14日，12个执政党会议正式开幕，决定成立各党参加的宣言起草委员会。16日会议结束时达成基本一致的意见，但还没有完全消除分歧。这一天，60多家执政党和在野党会议开幕，起草委员会继续工作，直到19日下午会议闭幕时，宣言才最后定稿，交12个执政党表决和签字。[23]

　　在程序上，宣言产生的路子类似于中共中央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会前反复酝酿，充分讨论，广泛征求意见，达成一致后再正式开会表决。[24]苏共中央非常不适应这种做法，按照他们的习惯，所有重大分歧都应拿到正式会议上争论表决。如上面提到的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事件，完全靠会议表决来决定胜负。毛泽东关注宣言修改，就抓台下协商一条，抓住不放，直到最后一刻。于是会议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台上，苏共主持大会，台下，毛泽东主持宣言修改。吴冷西谈到离会议正式开始前还有几天，苏共就不耐烦了：“从12日起各兄弟党开始协商。在协商过程中间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还没有协商好，苏共提出要开会。我们建议：一边开大会，依次发言，各自念预先准备好的稿子；一边开小会即起草委员会，讨论宣言草案，以取得一致意见。”[25]就整个会议来说，宣言的修改主要靠台下协商酝酿。具体做法是在起草委员会（最初是中苏两党的起草小组）和各党之间几上几下反复磋商，交换意见。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兄弟党提出意见，起草委员会研究反馈，各党双边磋商，中方代表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中国代表团还要与国内中央保持沟通。其他党亦如此。可以说，各党之间的重大意见分歧，都是在这个层次利用这个机制解决的。大会干什么？一是起草委员会向大会报告修改情况，二是各党代表就宣言目前情况表明态度，三是决定继续协商下去，还是原则通过或正式通过。[26]14日、16日和18日毛泽东利用开大会的时候就宣言内容发表了3次重要讲话。台下的协商基础，再加上毛泽东的大会动员和说服，会议终于取得了圆满的成果。

　　协商一致是毛泽东针对少数服从多数提出的原则。它的基础是自愿协商，这也意味着各党有不参加协商的自由，多数不能强迫少数。任何动议要想获得通过，光争取多数人的支持是不够的，必须说服大家同意或至少不反对。台下协商做工作，重于会上表决。这种机制有利于具有理论优势和思想工作传统的中国党发挥影响，不利于为首党苏共利用组织程序和政治经济资源发号施令。

　　在协商中怎样达到一致？宣言修改以中国文本为基础，毛泽东作为宣言起草方采取的策略是求同存异。所谓求同，是指在原则问题说服各党赞同或不反对。会议期间，波兰、南斯拉夫、意共反对我党提出的以苏为首，其他党也不高兴这么提。毛泽东专门讲了为首并不是苏联说了算，而是只要它召集会议，还解释了这个为首只能是苏联而不能是别的国家。他说，苏联有40年经验，大部分是正确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是有益的。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要把资本主义世界抛在后面，这首先依靠苏联。这就是大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27]毛泽东这么讲是非常实际的。因为苏联的力量超出阵营国家的总和，各国都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苏联为首是免不了的。其实，各党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们害怕苏联干涉内政。经毛泽东解释，加上苏共代表在这个氛围的压力下表示决不成立组织，大家才接受了以苏为首的提法。

　　所谓存异，是指在形成共同纲领时，一方面要争取文字表述能够被不同意见者接受，另一方面也要说服后者顾全大局而保留自己的意见。如波兰不愿意宣言提美帝国主义，反对把它说成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毛泽东通过与哥穆尔卡协商，多次修改宣言文字，直到后者接受。毛泽东说，“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怎么做法。”[28]就整个宣言来说，中国党提出的大部分原则都坚持住了。其中包括九条共同规律，辩证唯物论问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群众，在反教条主义同时，强调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等。只是在和平过渡等个别问题上，中国党做了必要的妥协。

　　五、妥协与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