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即将期满之际，包括中国驻苏外交人员在内的许多人，普遍认为调整中苏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当时，大家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签订新约以取代旧约上。而邓小平的思路却与众不同。在８月29日政治局会议上，他为代表团制订方针时，并没有把制订新的文件看作重点，而是向王幼平强调，要在谈判中抓紧重大的原则问题。只有采取高姿态，才能取得主动。如若不然，热衷于讨论苏方提出的所谓关系准则，热衷于讨论签订新的条约，马上会被苏方接过去，造成被动。这样，不仅从苏联那里得不到任何实际的东西，相反还会破坏当时已经形成的对我有利的国际格局。正是依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精神，以王幼平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谈判中坚持原则，同苏方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交锋，始终占据了主动权。

　　什么是谈判中的重大原则呢？邓小平首先考虑并始终坚持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正如他对王幼平所讲的那样，不能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改善关系。这一方针不仅是为1979年谈判制订的，它还贯穿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在捍卫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注重实际而非言辞，注重行动而非形式的原则立场。在这次谈判中，中国代表团提出苏联应把它部署在中苏边界的部队减少到1964年的数量和水平，撤走它驻扎在蒙古的部队，停止支持越南反华等，就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这一立场。1979年后，中方又加上了要求苏联撤出阿富汗一条，最后归纳为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邓小平曾经对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说：“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就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包括在我们的边界屯兵在内。”“屯兵一百万啊！不谈这些具体行动，有什么基础？”接着，邓小平又对齐奧塞斯库说：“你见到勃列日涅夫时，可以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的事情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没有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

　　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双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争论造成的，那么，事过多年，当双方准备重新坐在一起围绕国家关系进行谈判时，邓小平已经把当初的意识形态分歧放在了一边。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是与非，在70年代末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和伤害，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分歧就能够解释清楚的，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的大问题。因此，在与苏联谈判时，绝不能忽略这一最重要的事实，而去追求形式上的空洞无物的条约。正如邓小平后来在许多场合谈到的那样，不解决“三大障碍”，中苏关系就不可能有质的突破。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时，记者曾经问他：您对中国同苏联的争论有什么看法？邓小平回答说：中苏关系已经超出争论的范围。苏联把100万军队摆在我国边界，还在我国周围闹事，例如在越南、在柬埔寨、在老挝、在阿富汗。我们现在面临着苏联的严重威胁，这不是一般的争论问题。

　　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邓小平为中国代表团制订的谈判方针，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及中国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在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中，中苏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这个环节并不是孤立的。在处理中苏关系时，要考虑到许多国际因素。其中就包括国际形势、中美关系等。

　　最重要的当然是对国际形势总的估计。尽管20世纪70年代后期，从世界范围看，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但是，邓小平却透过这一表面现象，冷静地看到了美苏两国各自的实力已开始走下坡路、对世界战争力不从心的实质，看到了在世界的两个中间地带，在美苏两霸的夹缝中，各种政治力量正在成长壮大，并显示出对于世界战争的制约能力这一新的形势，因而作出了世界战争可能推迟的正确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中国高层领导对于战争的基本判断发生了某些变化，不再坚持“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同时，对苏美两霸的实力也在重新进行评估，这样，才使1979年谈判成为可能。

　　另外，在中美建交后的短时期内，由于美国政府坚持所谓“不放弃台湾”的政策，制订《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危机的征兆。尽管还没有发展到严重的程度，中国的对外政策也未发生大的变化，仍然保持从70年代中期以来联合日本、欧洲、美国，以对付苏联挑战的“一条线”战略，但是，在新的形势下，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损害中国主权，破坏中美关系，如何看待“一条线”战略、如何对待中美乃至中苏关系，已经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的逐步明朗、对世界大战的认识更加深入，中国的外交战略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1982年，在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对华政策均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之后，邓小平随之调整了对苏政策，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这样，也就意味着准备阶段的结束，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大幕由此正式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