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争论的问题和值得注意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研究，一是积累了大量史料，为编撰国史提供了基础；二是理清了毛泽东访苏的前因后果和基本过程；三是再现了毛泽东等历史伟人的光辉形象和人格魅力。在取得这些成果的同时，学术界也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的总体评价

　　吴冷西认为莫斯科会议总体上是成功的。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成功，是集中和民主相结合的成功。[⑲]周文琪则认为莫斯科会议并没有真正消除分歧。宣言是妥协的产物，糅合了许多矛盾的观点，实际上是折中，完全可以各取所需。在后来的中苏论战中，双方都根据自己的理解摘取宣言的某些字句，攻击对方，指责对方没有遵守自己签了字的宣言。[⑳]孙其明认为不能完全否定1957年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的积极作用，它为各国共产党人讨论交流、表达不同观点提供了讲台，同时对加强团结也有好处。但是会议和宣言存在不少问题。他的结论是，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虽不能说毫无所得，但所得不多，所失却十分明显。[21]

　　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到底解决或基本解决了中苏分歧，还是根本就没有解决分歧。国史工具书因其条目篇幅有限不可能展开表述，往往根据作者的主观意见下笔，形成了不是强调达成一致便是强调分歧的两种极端写法。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传》试图把两种意见统一起来，采取分开说的办法：先说毛泽东访苏获得了圆满成功，原来存在的一些分歧，由于各方面的需要和妥协，基本达到一致。再说这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化，这些分歧随后不久又重新暴露出来，并且逐步演化成为深刻的分裂。[22]

　　谁最早发起莫斯科会议

　　这个问题是沈志华提出来的。不过，他并没有提出有力证据支持他的论点。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绝对。现有史料至少可以证明中苏两党在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上，包括中共建议中南两党共同发起会议，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要对这个问题的全部细节做出明确回答，还有待于发掘更多史料。

　　莫斯科会议的目的

　　按一般观点，中苏两党倡议莫斯科会议是为了加强已受到损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阵营的团结。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黄安余认为，莫斯科会议前夕，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已背离了马克思主义。[23]从某种意义上说，召开莫斯科会议是为了抵制赫鲁晓夫的倒行逆施，并认为毛泽东11月18日的讲话不点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

　　“以苏联为首”与毛泽东的主导作用

　　关于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国同苏联争夺领导权的说法由来已久且流传甚广。当时，赫鲁晓夫和卡德尔便持这种观点。苏共认为，“以苏为首”是中共不顾苏共反对，坚持写入宣言的。而中共这么做时已认为苏共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因此“以苏为首”的含义是，苏共是一个有“缺陷”的首领，需要时应把它换掉，由中共取而代之。[24]

　　李越然指出，所谓中共争夺领导权是苏共中央在两次莫斯科会议上挑起的一个争论。他认为这个论点没有任何根据。国内许多学者都否认中共想当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或毛泽东想取代斯大林。但是毛泽东是否想与苏共争夺思想领导权？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些人对此持肯定态度。沈志华认为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放弃领导权，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里，实际的政治和思想指导者是中共，毛泽东只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强，因此暂时还不能直接出面承担起领导责任罢了。[25]“政治和思想的指导者”这个说法最初来自杨奎松，他认为毛泽东赋予“为首”者的只是一个“召集会议”的“班长”权力。在会上，“班长”没有太大的作用，关键在于“指导员”。中国不当“班长”，但不等于不能当“指导员”。[26]

　　“以苏联为首”是毛泽东力排众议写入宣言的，这件事本身凸显了毛泽东在会议上所起的实际主导作用。杨尚昆指出：“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27]孙其明也认为会议上唱主角的实际上并不是作为东道主的“为首的”苏联领导人，而是毛泽东。他把毛泽东喻为群星会聚中最亮的星。不过他同时认为，毛泽东所说的“为首”与苏共期待的不同，但在为阵营和国际共运确定“一个头”、“一个中心”和“一个统一”的纲领与路线方面，中苏两党并无二致。[28]

　　关于反修，反教和九条共同规律

　　孙其明的上述观点也反映在他对宣言的看法上。他认为宣言不是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件。宣言对对九条普遍规律的概括和阐述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已被实践证明必须加以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笔者认为，孙其明关于沿袭斯大林模式的说法不大符合历史事实。当时除毛泽东提出过以苏为鉴外，没有任何党提出模式问题。相比之下，《毛泽东传》对这个问题表述得比较客观：共同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理论认识。[29]

　　关于毛泽东11月18日讲话的会场反应

　　《毛泽东传》写到这一段时说，毛泽东讲话时，整个会场特别安静，讲话一结束，立即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但是米丘诺维奇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会场的另一种反应。他说，毛泽东谈到苏共党内斗争时，把莫、马、卡反党集团与被称为另一集团的苏共等同起来，这时几百人的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站起来做出示威性动作。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谈到，当毛泽东讲到不要惧怕核战、准备死一半人时，会场似死一般寂静。据说，引起赫鲁晓夫不满的还有“东风压倒西风”的话。国内学术界一般不回避或相信存在这种消极反应的事实。毛泽东讲话的全文现已发表，看来并无不妥，反而十分精彩，也都是他以前讲过的并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观点。因此，有些学者把会场的消极反应归咎于外国人不理解毛泽东的讲话方式和中国文化，或糟糕的苏联翻译。

　　关于和平过渡与中共备忘录

　　许多学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采取了不加分析评论的客观叙述方式。但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弄清事情的性质。李捷认为苏联从缓和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需要出发，突出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毛泽东则从加强对美斗争的考虑出发，强调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以及议会斗争和群众斗争两手准备。[30]薛钰指出，中苏论战改变了中国在莫斯科会议上关于和平过渡的正确立场，使革命两手的观点逐渐变成只要暴力一手，给国际共运造成很大被动。[31]沈志华认为宣言提出两种可能性，这是求同；中苏两党分别强调不同的道路，这是存异。恰恰这种做法，为以后中苏论战留下了伏笔。[32]

　　莫斯科会议与“左”倾错误

　　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内外政策的关联性。库里克认为，分析中苏关系的恶化应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理：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取决于它的对内政策。应当从中国的内政和苏联的内政中去寻找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恰恰在50年代，两个国家的内政越来越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33]刘东社认为，从1957年反右起，毛泽东的“左”倾色彩日渐浓厚，这个转变是从莫斯科会议开始的。有些学者持相反的分析思路：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政策影响了中国国内政策。黄象品认为15年赶上英国是毛泽东在1957年访苏时提出的。[34]黄文安也持相同的观点。杨相卫指出，1957~1976年是国际共运内分歧逐步扩大、最后导致阵营分裂的阶段。中共错误地估计了国际修正主义蔓延的危险性，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日益深入到党内。[35]

　　莫斯科会议与万隆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