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日外交的全面拓展：改革开放与中日关系的大发展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对日外交进入全面发展阶段。邓小平的对日外交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对日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的对日友好方针，他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中国的对日外交总方针是毛泽东、周恩来已制定的。同时，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深化与日本的经济贸易往来，拓展了对日外交实践的深度和广度。

　　邓小平一向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他指出：“中日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我们长期的国策”，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viii]。这一长期友好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外交实践的展开。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本应迅速缔约，但中日双方在“反霸条款”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中方认为，反对霸权是维护世界和平所必需的，如果在条约中删除这项条款，那就是倒退。对此，日本方面表示反对，认为如果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霸权条款，容易激怒苏联而对日本不利。因此，缔约的历史重任落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人身上。

　　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ix]“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x]将反霸条款写入和平友好条约是缔约的关键。

　　围绕中日双方在“反霸条款”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邓小平在1975年4月16日会见池田大作时提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含义有两点。一是中国和日本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不搞霸权主义。……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现在确实有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所以，这两点不应该成为我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障碍。中日两国之间只是贸易和人员来往还不够，还要有政治基础，反霸条款是政治基础，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勇气，做出决断。”[xi]

　　1978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团时，发表了四点意见：一、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声明》尽早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想法没有变化；二、两国的和平关系基础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三、双方均互不干涉内政；四、希望福田首相做出决断，欢迎园田直外相访华。[xii]这四点意见，全面阐述了中方对缔约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是对日缔约的指导性原则。在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得以缔结，它标志着中日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继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中又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1979年底，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继田中角荣之后访问中国，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日关系进入全新发展时期。进入1980年代以后，中日两国过去针对苏联的共同战略需要有所下降，在实际交往中，两国关系中本来就存在而并未得到解决的一些潜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中日关系从70年代高度友好逐渐变得比较冷静和现实。当然，在这些问题出现的同时，中日关系在总体上还是得到了全面发展。日本政府提高了对华关系的地位，把它称之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中日两国领导人及高层往来十分频繁，并在经济领域形成互惠合作体制。

　　邓小平对日本国内干扰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倾向，始终坚持原则，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针对1985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时严正指出：“最近发生了日本内阁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些年我们没有给日本出过难题，而日本的教科书问题、最近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还有蒋介石遗德显彰会问题，是给我们出了很大的难题……出于继续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愿望，我建议日本的政治家、日本政府的领导人和各位朋友关注这个问题……对日本方面来说，不做这些事没有任何损失，不做这些事也可以很平静地、很稳定地、持续地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真正达成谅解应该是在这个地方。”[xiii]针对台湾问题，邓小平提出：“既然中美和中日关系正常化都是在解决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后实现的，那末，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xiv]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发展中日友好“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xv]这说明中日之间的所有问题相对于发展中日关系这个全局而言，只能是局部性的。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对日外交成果。中日邦交正常化为邓小平发展对日关系奠定了基础。同时，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对日外交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密切联系，更加注重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合作，体现出浓厚的务实色彩。邓小平推动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

　　三、对日外交的新命题：“和谐世界”中的合作与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