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一贯倡导的方针政策，也是中国政府奉行的对日政策的基本思路。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至今对日外交的主线是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之上，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对日外交是当代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和平外交”的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体现在具体的对日外交工作之中。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三十周年来临之际，回顾新中国处理对日外交的实践及经验，可以对中日关系的健康友好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对日外交的开拓：从民间外交走向官方外交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致力于对日外交工作，逐步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对日外交的开拓阶段。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在中日政府无邦交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日两国政府间只能局部地开展民间贸易与文化交往，开展民间外交。“民间先行，贸易入手”，就是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处理对日关系的指导思想。

　　周恩来指出：“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i]“在一个时期内中日邦交不能恢复，不能签订政府间协定，我们就进行民间往来，以促进友好。”[ii]从中国方面来说，这种民间外交不是由政府出面，而是以民间形式出现的，但又在一定的可能的范围里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要求，传递了外交信息。根据周恩来的这一对日方针和策略，自建国初期开始，新中国积极探求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和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从而为实现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时指出：“日本现政府公然执行着美国政府的所谓禁运，竭力阻碍中日贸易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因此，首先打破这个阻碍，需要两国人民的共同奋斗。”[iii]

　　为了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周恩来在1957年曾指出，“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 [iv]周恩来处理对日外交课题的着眼点就在于争取日本广大国民，这是他的民间外交思想的精髓。

　　进入1970年代之后，中日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在美国“越顶外交”的冲击下，日本政府也试图调整其对华政策。1972年7月，以田中角荣为首的新内阁成立。同月，大平正芳外相在会见中方代表孙平化等人时指出：“当前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清楚地表明田中内阁对日复交的积极态度。毛泽东和周恩来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8月12日授权姬鹏飞部长宣布：周总理欢迎田中首相访华，以谈判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1972年9月25日，日本田中首相率领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毛泽东会见田中首相，开展中日恢复邦交谈判。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

　　在同日本的复交谈判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既坚持原则，又采取了灵活的方式，同时，日本方面也排除了外务省保守势力的干扰，使中日双方就联合声明的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联合声明的发表，为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开创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对中日双方所面临的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处理，充分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外交策略。

　　其一，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恢复中日邦交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外交活动推动建立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政治体制；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1971年11月10日，周恩来会见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和以飞乌田一雄为团长的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访华团，在谈到中日关系时说：“中日之间存在一个台湾问题。”“我们认为，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不够，还要说台湾已经归还它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v]1972年8月12 日，周恩来授权姬鹏飞外长宣布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由于双方事先明确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大原则，在建交谈判过程中虽然对“复交三原则”、结束战争状态等项曾经有不同看法，以致双方做出不公开“废除日台条约”而由日方宣布它失去意义和不明确写出战争状态结束的具体时间等技术性处理，但达成的联合声明中明记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从实质上来说，日本是按照中国设定的台湾条件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同时，周恩来表示照顾日本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同意日本与台湾保持有关方面实际存在的交流关系。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在新中国对外工作中，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成功地结合起来的一个范例。

　　其二，历史问题。1972年9月26日，周恩来同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举行第二次限制性会谈。会谈中周恩来对田中致词里所用“麻烦”一语提出异议，指出：田中首先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决不可以说是“添麻烦”[vi]。经过协商，中日“联合声明”中写进了这样一句话：“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vii]这是两国外长会谈到深夜两点多时，由大平外相建议加上的，姬鹏飞外长当即表示了同意。当时中方这样做，是正确的、必要的。即使今天，日本有些人似乎仍然对此缺乏清楚的认识，而出现“教科书问题”的基本原因就在这里。周恩来在同日本恢复邦交谈判过程中，从战略高度上灵活处理敏感问题，同时又在原则性问题上决不退让。在历史问题上，既坚持“向前看”，又坚决抵制对历史问题轻描淡写的言行。

　　二、对日外交的全面拓展：改革开放与中日关系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