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联支持中国解放台湾的政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1954年前后苏联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所持政策是积极的，对中国解放台湾的行动和信心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入发展的最好时期。

　　第一，迫使美国在台海地区的政策选择上不得不考虑苏联的存在和威慑力。苏联对中国解放台湾斗争的支持，对于国际影响力和军事实力仍很有限的中国来说意义深远。特别是赫鲁晓夫在中国炮击金门之后访华、发表声明、签署协议，使美国看到的是牢不可破的中苏友好同盟关系和中国在苏联对外关系上的重要地位。这使美国在评估苏联是否会参与中国台海军事斗争时作出了苏联会参与战争支持中国军事行动的判断。美国驻苏联大使查尔斯·波伦曾提醒美国政府注意，不能排除由于偶发事件而引起的战争。艾森豪威尔也承认，莫斯科和北平的目的虽然不同，但他相信在这次危机中，俄国人将被迫支持其最大的盟友。［21］　在上述对苏联影响力的评估下，美国不得不考虑其是否有可能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重新评估其主要敌人是中国还是苏联、战略重点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的问题，不得不考虑其对台政策是否将导致失去盟友，如英国的支持等问题。［22］美国在政策抉择中谨慎从事，尽量避免可能爆发的战争，因此作出将台湾问题交由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决定，又使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11月2日，在中共炮轰大陈岛时，美国决策者的判断依然是:同中共的全面战争还意味着同苏联的战争。“假如莫斯科拒绝向它的盟友提供帮助的话，苏维埃帝国将迅速土崩瓦解。”［23］　

　　第二，苏联在军事方面与中国合作的加深，直接提升了中国解放台湾的实力和信心。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援助是苏联当时最为先进的装备和技术，使中国的军事工业迅速发展壮大并开始具备自造能力。苏联专家给予中国海空军事工业布局的指导和海空骨干力量的系统培训，使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在解放一江山岛的实战中能够快速组织起海陆空三军立体式联合作战并取得成功。1955年初，在美国加紧向台湾运兵、扬言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时刻，中苏原子技术的合作对中国增强战胜美国原子弹恐吓的信心起了重要的作用。1月28日，毛泽东发表了《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一文。3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我们中国人民，觉得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美国想用恐怖吓倒我们，但是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7］（p.445）。这些充分说明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兴奋心情和对掌握原子弹、战胜美国充满信心。

　　第三，苏联尊重中国对台军事行动的政策选择，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苏联表现出的平等对待中国、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积极方面，使中国人民感受到来自苏联的真诚帮助，增进了中国对苏联的信任和友谊关系，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入发展的最好时期。在整个台海军事斗争期间，中国主动向苏联通报有关信息。1954年9月，赫鲁晓夫访华时期，毛泽东曾明确地表态:要与苏联互通信息，互相配合，协调一致。［24］1955年初，毛泽东向驻苏大　使刘晓交代中国对苏政策的时候，又一次明确表示了上述观点。［25］苏联明确表示:“每当有关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共同利益的问题产生时，彼此进行协商，以便在保卫两国安全和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方面，取得行动的一致。”　26］中国在外交上与苏联保持一致的立场，在舆论上发表支持苏联外交主张的声明，如出席苏联建议召开的全欧会议和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发表社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欧洲会议的召开》［27］、《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的重要步骤》［28］等，对苏联解决德国问题的政策表示支持。

　　中苏两国舆论也盛赞彼此的友谊和同盟关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比深厚的伟大友谊》［29］、《永远和苏联人民在一起，为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30］等。苏联《消息报》社论《对国际和平和友好事业的重大贡献》指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同盟和友谊是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因素”［31］，也表达了对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肯定。　

　　［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页。

　　［2］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8页。

　　［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页。

　　［4］聂凤智等:《三军挥戈战东海》，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另见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

　　［5］ FRUS，1955～1957，vol.2，pp.123，153;另见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页。

　　［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34页;另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584页。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397页。

　　［8］《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39～540页。

　　［10］《航海自由的美国破坏者不能脱卸罪责———“真理报”观察家的文章摘要》，《人民日报》1954年7月10日，第4版。

　　［11］《各国舆论支持我国人民解放台湾》，《人民日报》1954年8月30日，第4版。

　　［12］《苏联、英国等国报纸发表评论 痛斥美国指使蒋贼骚扰我国大陆》，《人民日报》1954年9月17日，第4版。

　　［13］《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七周年 马林科夫致电毛主席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致电周总理朱总司令》，《人民日报》1954年8月1日，第1版。

　　［14］《祝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九周年 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电毛主席和周总理》，《人民日报》1954年9月4日，第1版。

　　［15］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宣传部:《中苏友好文献汇编（1949年10月至1959年10月）》，1960年，第101～102页。

　　［16］《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发言选集》第6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31、273页。

　　［17］陆其明:《一次成功的登陆战———追忆张爱萍将军指挥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强攻一江山岛》，海潮出版社2006年版，第9、25页;李立:《目击台湾风云》，华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18］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244页。

　　［19］〔苏〕谢·冈察连柯:《中苏分裂的军事因素》，载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251页。

　　［20］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页。

　　［21］ FRUS，1954～1955，vol.14，p.827;另见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第143页。

　　［22］ 美 埃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21页;另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586页。

　　［23］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24］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增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页。

　　［25］《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26］苏联《真理报》社论:《对远东和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贡献》（1954年10月13日），见《中苏友好文件汇编》（1949年10月至1959年10月），第458页。

　　［27］《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欧洲会议的召开》，《人民日报》1954年11月30日，第1版。

　　［28］《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的重要步骤》，《人民日报》1954年12月4日，第1版。

　　［29］《无比深厚的伟大友谊》，《人民日报》1954年10月13日，第1版。

　　［30］《永远和苏联人民在一起，为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人民日报》1954年11月7日，第1版。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合作是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重要因素———各国舆论评中苏两国会谈公报》，《人民日报》1954年10月15日，第4版。　

　　（作者刘建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历史文化系副教授，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