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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前后苏联对中国台湾问题的政策反应
发布时间: 2009-07-09    作者:刘建平    来源:《国史参阅》 2009-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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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对1954年前后中国解放台湾军事行动的政策反应及其影响 

  (一)尊重中国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并在政治、外交和实际行动上给予支持 中共中央在1954年前后作出解放台湾的决定后,就将此意图向苏联进行了通报。

  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就台湾问题专门发表意见,提出要采取措施破坏美国 和台湾当局签订条约的可能,要在宣传和外交方面想一些办法。[6]周恩来在7月10日返回日内瓦会议途中取道莫斯科,向苏共领导人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通报了中共的想法。[7]7月27日,中共中央就解放台湾问题致电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指出:将台湾问题耽搁半年之久,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没有及时向全国人民提出解放任务,没有及时在军事、外交、宣传等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工作是不妥当的,如果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3]7月29日,周恩来就中共中央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行动向苏联党政领导人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进行了说明,强调了中共提出解放台湾任务的紧迫性和台海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提出这一任务的目的所在。[8]周恩来的阐述使苏共中央清楚地了解了中共中央对台的基本政策。1954年9月2日,即炮击金门的前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就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九周年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发去电报,又一次表达了解放台湾的决心:“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战争政策,一定要解放台湾,以保障中国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维护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和安全。”[9]

  对于中国解放台湾的呼声,苏联媒体进行了积极的报道和宣传。首先对发生在台海地区的劫船事件进行了谴责,揭露了美国的侵略行径。针对6月23日苏联油轮“图阿普斯”号被劫持到台湾事件,7月9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观察家的文章,谴责了美国在台湾地区公海上对商船的进攻“是在美国政府的知情下干出来的,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的计划中的措施的一部分”。“海盗式的劫走苏联油轮‘图阿普斯'号事件表明,在美国政府保护下的台湾地区采取的行动无法无天到了什么程度”。[10]8月24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和莫斯科其他报纸都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8月27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驻北京记者莫·多莫加茨基赫德的文章《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占领台湾岛,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的完整和主权,并在远东造成紧张局势。因此,中国人民一致决心要解放台湾。和平敌人的任何阴谋,都将阻挡不了中国人民完成这个崇高的历史任务”。[11]9月15日,苏联《真理报》发表勒·托尔库诺夫的《危险的赌博》,文章指出:“美国统治集团的这种挑衅行动,只会使远东的紧张局势加剧。中国的爱国者把这种行动看成是美国粗暴的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因为金门岛和台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范围之内。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12]《真理报》的这些报道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的宣传运动遥相呼应。

  苏共领导人对于中国解放台湾的呼声和愿望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作为当时苏联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的马林科夫对中共对台政策的通报没有过多的表态。他在致电毛泽东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7周年[13]、在9月2日致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祝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九周年的电报中[14],对台湾问题都只字未提。倒是赫鲁晓夫表现出与马林科夫不一样的态度。就在中国炮击金门后不久,他率领庞大的苏联党政代表团于1954年9月30日访问中国,发表了理解、同情 和支持中国解放台湾军事行动的声明。就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这是中国炮击金门以后苏联领导人首次公开表态。赫鲁晓夫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六万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它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愿望,对苏联是亲切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苏联人民对伟大中国人民的崇高事业表示深切的同情,支持中国人民从台湾蒋介石匪帮压迫下解放自己受苦难的弟兄并消灭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匪帮的决心。这是行使中国的主权。我们坚信真理一定胜利。台湾一定能够解放,一定能够回到自己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15]《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宣言》一致宣布“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取得合法地位的美国领导集团所奉行的政策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直接侵略行为,特别是它对中国领土台湾的继续侵略以及它对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和财政的援助———所有这一切,都是同维护远东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务不相容的”。[15](p.372)

  苏联对中国解放台湾斗争的支持更多地表现在国际舞台上。在联合国,苏联反对美国侵占台湾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这对于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实力仍很有限的中国来说意义深远。1954年9月30日和10月15日,苏联两次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关于“侵犯在中国海面航行自由”的提案和关于“侵略中国的行为以及美国海军对这些行为的责任”的提案。在12月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代表坚决反对美国将所谓“控诉”中国审判美国间谍案列入大会议程,进一步提出谴责美国侵略中国的提案。就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不久,苏联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索波列夫指出,这个条约旨在“使美国武装部队对台湾的占领永久化”。 [16]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同美国驻苏大使查尔斯·波伦会谈时,指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进行战争威胁,提出美国应从台湾海峡地区撤走一切军队。针对新西兰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所谓要求讨论和干预中国沿海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的提案,1955年1月30日,苏联向安理会提交了“美国在中国的台湾和其他岛屿地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的提案,谴责美国在台海地区的行为,要求美国撤出其军事力量。苏联在外交上的斗争,有效地牵制了美国企图利用联合国将台海问题交由国际托管、共管等图谋,积极地声援了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 

  (二)援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解放台湾军事作战方案的制定,苏联加大与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苏联顾问直接参与了解放台湾军事作战方案的讨论和制定。1953年8月,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为拟订攻打金门的作战计划,到厦门进行实地考察调研,随行人员中有8名苏联顾问,他们参与了绘制金门地形图的工作。[17]浙东战役和攻打一江山岛战役是解放台湾军事行动中非常重要的战役,在制定浙东战役和大陈岛轰炸方案时,苏联首席顾问就登陆时间、飞机架次、炸弹吨位和时间配合等问题提出了建议或意见。尽管他们提出的建议或意见表现出不了解中国国情、教条、固执等特点[18],但是苏联专家的直接参与表明苏联军方对中国军事行动的支持。

  在1954年中国采取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期间,苏联与中国军事合作的力度 加大了。苏联在贷款、派遣军事专家、提供海空武器装备制造技术,特别是在核工业方面给予中国援助,帮助中国迅速发展军事工业并很快具备自造能力。

  在中国紧锣密鼓地进行解放台湾的政治动员时,苏联主动向中国提供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技术图纸。1954年7月21日,苏联总顾问彼得鲁瑟夫斯基面见彭德怀,告知苏联政府决定把米格—17喷气飞机图纸和85高炮、85加农炮图纸提供给中国,并谈了苏轮来华护航等事宜。[2](p.573)8月10日,苏联正式提交给中国政府一份备忘录,进一步明确苏联将向中国提供最新装备的生产项目内容:为15家国防企业提供设备和援助,援建14家工业企业,其中包括一家生产防空高炮控制系统的工厂;为炮兵阵地提供设计、安装和使用发射装置设备的援助等。[19]在中国炮击金门后不久,苏联向中国追加了约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主要用于新改进的军事技术项目生产,用以代替1953年5月15日中苏协定中规定的那些旧的军事技术项目的生产:以米格—17喷气飞机代替米格—15比斯型的飞机;以装有格罗门2型雷达和普阿左116型炮兵指挥仪的新式85公厘克斯18型高射炮代替1944年式85公厘克斯高射炮;以В—34—M11型的新式坦克发动机代替B—2—34型发动机;以新式ФП—100滤器代替ФП—75型滤器;以K—5活性炭代替K—4活性炭。[18](p.186)

  根据中苏于1953年6月4日签署的《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1954年11月,图纸资料、器材设备、技术人员等如期到达中国。苏联专家从舰艇设计、建造工艺、安装调试、工厂设计、交船验收、选择各型舰艇试航基地,培训中方技术人员等环节严格把关,并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和帮助,使得中国舰艇制造工业顺利起步并且起点很高。同时,中国海军从苏联购买的第一批驱逐舰到达青岛基地。在苏联专家严格而正规的训练和对口培训下,中国舰艇人员军事素质迅速提高,很快能够独立操纵这批驱逐舰。到浙东战役和一江山岛战役时,中国的海陆空已经能够协同作战,有效打击国民党的空军和海军了。

  1955年1月,在苏联的建议下,中苏两国试图在远东防空方面进一步加强军事协同合作,并通过谈判在2月6日签署了苏联远东军区和太平洋舰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的联合防空协议。此协议包括了关于防空兵力、兵器歼灭越境敌机的协同作战计划,关于防空兵力、兵器协同演习的实施计划和中苏防空作战协同方案图。[20]尽管这一合作计划在实际操作中搁浅,但对于正处在日益激化的台海局势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发动一江山岛战役、美国发动核威慑攻势前后,苏联在帮助中国进行核工业建设方面的态度从不积极变为积极。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主动向中国建议,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1月20日,中苏双方签署《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3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苏联经济总顾问弗·谢·阿尔希波夫面见周恩来,转达了苏联政府的通知:请中国派出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设计实验性原子堆、供应有关设备、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和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等事宜。 [7](p.457) 中苏原子技术合作的积极走 向,对中国增强战胜美国原子弹恐吓的信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苏联支持中国解放台湾的政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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