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当前中国重要的政治话语，“中国梦”从2012年提出至今已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与国内舆论普遍将“中国梦”阐释为国富民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不同，国际舆论从不同立场进行解读，既有对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战略的高度评价，也有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威胁的疑虑，还有对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期待。鉴于地缘政治因素和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以“中国梦”为例分析国际社会及周边国家舆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

　　21世纪以来，我国外交工作提出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战略布局。对于“周边”这一概念，通常指在陆地和海洋接壤的国家，本文对周边国家的舆情分析也基于此。

　　周边国家对于“中国梦”的看法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3年3月，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他再次描述了“中国梦”的美好前景，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周边国家舆论对此高度关注，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跟踪监测表明，中亚国家对“中国梦”的阐释以正面为主，西亚国家舆论相对中立，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则存在不同程度的“中国威胁论”声音，尤其对“强军梦”提出质疑。

　　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大多从睦邻友好与经济合作考虑出发，支持“中国梦”的观点较多。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表示，坚定支持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该国驻华大使也表示，“中国梦”的实现将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表示希望“中国梦”能够尽快实现，以进一步推动两国经济合作与交流。吉尔吉斯斯坦国内舆论多从中国在吉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角度出发，积极评价两国平等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

　　俄罗斯媒体将“中国梦”与“强俄梦”做出对比。《俄罗斯报》、《共青团真理报》、《独立报》等媒体在对“中国梦”进行评价的同时，关注“中国梦”和中国经验对俄罗斯发展的借鉴作用，并将其与普京提出的“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作比较。俄罗斯媒体还将“中国梦”与“强俄梦”置于全球化语境中点评，体现了全球性视角。

　　巴基斯坦媒体对“中国梦”进行了积极正面的解读。《每日时报》发表题为《中国希望一个和平繁荣的亚洲》的报道，表达了对两国进一步深化双边经贸、文化等领域合作、共同实现各自国家梦想的美好愿景。《民族报》发表题为《中国梦和美国梦之间没有冲突》的评论，认为“美国梦”注重个人主义的实现，“中国梦”注重集体主义的成功，两者并不冲突，都是为了实现各自人民的梦想。

　　印度媒体则正、负面报道兼有，表现出对中国发展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印度媒体对习近平主席进行了高度评价，称其为“一位充满魅力的领袖”，同时认为在这一造梦工程的激励下，中国商人将更加充满活力，“中国梦”也将成为整个世界的梦；另一方面，印度有舆论对中国崛起能否保持长久的和平发展表示怀疑。

　　尼泊尔从中印尼三边关系审视“尼泊尔梦”。尼泊尔前总理巴布拉姆·巴特拉伊认为，“中国梦”完全不同于“西方梦”，它是让全世界人民享受自由、让全人类享受和平与繁荣的梦想。尼泊尔地处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深受两国影响，巴特拉伊强调指出中印两大邻国保持政治稳定、坚持正确的政治领导及平衡关系，那么尼泊尔也将实现自己国家的梦想。

　　日、韩舆论报道以中性和负面为主。日本媒体在解读“中国梦”时，重点强调中国对大国权力的追求及对“强军梦”的诉求，认为中国应改变“强硬的外交立场”，更多地考虑国际社会的看法。日本媒体在相关报道中还谈及人权等问题。例如，《读卖新闻》报道引用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约翰·哈德利的观点，认为“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一个透明、负责任和有行动力的政府，认为这是民主改革的前提，也是中国社会的要求。韩国媒体认为，“中国梦”内涵模糊，更像一种宣传口号而缺乏公信力。同时，韩国媒体也表达了从“中国梦”实现过程中共获发展的期望，积极支持韩中双边合作的深入发展。

　　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则从“强军梦”中感受到威胁。菲律宾媒体将“中国梦”单向度地解读为“强大的民族就要有强大的军力”。马来西亚媒体认为，“中国梦”口号模糊，其目的在于“展示肌肉”。越南媒体从中国军力发展角度关注中国“强军梦”，认为“中国梦”是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来凝聚部队，目的在于增强军事实力以处理领土争端。此外，也有一些观点论及了“中国梦”为越南发展带来的实惠，表现了既心存畏惧、又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复杂心态。

　　周边国家舆情成因分析

　　上述周边国家对“中国梦”的解读，可以从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利益冲突、价值差异与利益诉求三个层面分析。近年来，随着亚太地区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强，周边国家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愿望也更为迫切，彼此的利益诉求日渐清晰。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利益冲突与价值差异，加之西方舆论的影响，周边国家对华关系呈现复杂化趋势，中国周边舆论形势更为严峻。

　　首先，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利益冲突。中国周边国家数量众多，各自又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些国家还与中国存在边界争端，周边安全状况虽总体稳定，但仍有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中日关系之间存在历史、钓鱼岛等敏感问题，且近期以来日本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言行使钓鱼岛问题进一步激化。中印之间存在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且同为“新兴国家”的领头羊，彼此竞争在所难免。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在南海诸岛问题上也与我国时有摩擦。从上述国家对华舆论来看，以利益为导向的特征十分明显。以南海问题为例，每当南海摩擦兴起之时，相关各国纷纷以国际舆论为杠杆，通过攻击中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否认中方关于南海“九段线”主张、炒作“中国威胁论”、丑化中国形象，为其外交及军事行动造势，以最终实现侵占中国南海利益的目的，这对中国维护自身在南海的合法权益造成了障碍和压力。

　　在审视周边国家对华舆论形成的同时，我们应对西方国家的政治介入及其舆论影响加以重视。西方国家媒体分支机构遍布中国周边地区，成为这些国家发布信息的主要来源。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美联社等机构在俄罗斯、韩国、菲律宾、日本等国派驻了大量记者，他们发表的新闻报道成为驻在国媒体的重要参考。例如，越南国家通讯社以美联社、法新社为重要信息来源；印度本国并无通讯社，其社会精英主要通过西方媒体获取国际新闻。这样一来，西方官员、学者、智库将“西方声音”通过媒体平台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平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智库专家的观点更是频频出现在中国周边国家的主流媒体上。

　　以“中国梦”为例，认为“中国梦”可能给世界和周边国家带来威胁的西方主流媒体并不鲜见。英国《经济学人》认为，“中国梦”的提出带有帝国扩张的倾向，这使亚洲其他国家陷入紧张的氛围中；美国《新闻周刊》则质疑中国“强国梦”将是一个新的不稳定因素。西方媒体的上述观点与部分周边国家“以西方制衡中国”的利益诉求不谋而合，周边国家舆论与西方舆论展开互动，其叠加效应不言而喻，成为影响周边国家涉华舆论走向的重要因素。

　　其次，周边国家与中国存在着价值差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等多种文明形态在中国周边地区共生共存。历史上，中华文明在亚洲影响深远，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华人社会及朝鲜、韩国等国非华人社会深受中华文明传统价值观影响。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价值观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渗透到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随着中国发展日益加速，西方文明和价值观中夹杂的宗教、政治、经济等因素使周边国家与中国在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愈加明显。2010年，日本发表的“新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提出，要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尼、印度等“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的国家开展安全合作，其背后隐藏的目的是编织一张制衡中国的包围网。此后，日本与美国不断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联合部分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亚太国家构筑针对中国的同盟，要求中国“遵守国际准则”，显示了“共同牵制”中国的姿态。这些价值层面的差异在周边国家舆论形成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导作用。

　　再次，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利益诉求。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周边国家受到的经济辐射影响日益加强，中国已成为大多数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外，中国周边地区陆续建立发展起来的合作机制也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联系更加紧密。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且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贸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贸易在这一框架下发展迅速。在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过程中，亚太经合组织、“金砖五国”、“基础四国”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日益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在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携手谋求区域发展优势等方面，中国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都为周边国家共享“中国梦”提供了有力注脚，在周边国家舆情中亦有所体现。例如，印度商人倾向于到中国投资，即使中印同为充满活力的亚洲新兴市场，但中国基础设施条件对印度投资商更具吸引力。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些越南女孩希望嫁到中国，在改变贫穷落后生活状况的同时，享受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韩国时报》对“中国梦”对普通中国人的意义提出质疑，但也理性地分析了中韩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呼吁两国政府进一步开展合作。

　　综上所述，在利益与价值、冲突与诉求的多重因素影响下，周边国家对“中国梦”的解读呈现出积极肯定、羡慕和否定、质疑夹杂的分化现象。

　　“中国梦”的国际传播

　　在当前周边舆论现状下，我们需要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在“中国梦”的国际传播中，将经济优势转化为话语影响力和舆论引导力，推动周边国家和国际舆论树立客观、公正的中国观。

　　“淡色中国”可展现真实中国的复杂性。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指出，“国家形象”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战略威胁”之一，而其他挑战也都与“国家形象”相关。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未来。“淡”字从象形分析来看是水与火的结合，雷默的“淡色中国”观认为，中国在进行国家形象塑造时，要注重真实地展示其特有的复杂性，将正面与负面甚至矛盾、对立的社会现象和谐相容。

　　当前，国内对于“中国梦”的正面传播范围广泛，这反而成为西方舆论质疑中国的由头。用“淡色中国”观诠释“中国梦”，既要展现国富民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内涵，又要正视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矛盾、冲突与挑战；既要讲述中国自信、自豪的故事，也要谈及面临的困难；同时增强以“中国梦”为目标的反思性建议与策略，从而真实、全面地呈现中国发展进程。这也是中国媒体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面临的一大挑战。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人文价值和人本价值观应进一步突出。将国际传播的立足点从维护国家形象转变为追求人的发展，从“国际公民”的高度思考到中国人个体行为对国家形象的影响，用国际话语讲述中国人的故事。当前，西方国家与周边国家仍对“中国梦”存在质疑，它是民族的梦、共产党的梦还是中国人的梦？加之中国媒体在进行对外报道时英译词汇尚未统一，其含义所指并不明确，容易引起误解、误读。政府官方文件及正式新闻话语对“中国梦”的诠释更应突出人民梦想的内涵，这将是中国人继主权意义上“站起来”之后，在心理层面的又一次重生。在具体操作层面，“中国梦”宜采用“Chinese Dream”这一表述，在相关报道中通过呵护民生等视角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梦”内涵的质疑。

　　淡化“强军梦”色彩，深化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军事互信。中国梦是强国梦，对军队而言则是强军梦。军方高层多次对这一概念进行阐释，“没有强军梦，中国梦是很难实现的。即便实现了，也难以维持和发展。”尽管这些阐释不过是陈述了最朴素的道理，中国也的确需要建设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军事力量，提高军事现代化水平。但在部分国家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背景下，一些邻国本就对中国快速发展感到担心，过多强调“强军梦”只能进一步强化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的猜忌与恐惧。

　　“中国梦”不是周边国家的噩梦。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宜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降低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增进彼此军事互信。在西方媒体渲染美国在中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进行“嵌入式报道”的同时，我国军方和媒体应在报道中努力推进“军事透明”，以最大程度打消周边国家疑虑，使西方媒体的无端指责不攻自破。此外，媒体应加大对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演习的宣介力度，引导媒体和国内舆论加强在重大自然灾害的危机应对、跨国危机处理和核危机处理等方面与周边国家开展合作。总之，寻求国防和军事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不在于强调“强军梦”这种可能刺激他国情绪、引起国际舆论反弹的话语，而在于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互信中争取主导地位。

　　“中国梦”也是亚洲梦，我们应加强国际传播以推进周边利益共同体建设。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的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但主要安全、政治和经济利益仍在亚太地区。周边地区是中国发展的主要依托，“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同时，中国的发展也能为周边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正在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进一步推进周边利益共同体建设。中国梦与“亚洲梦”水乳交融，客观、真实地呈现“中国梦”与亚洲发展的关系，有利于降低西方舆论对周边国家对华认知的消极影响，为建设周边利益共同体营造良好的氛围。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中国政府和媒体宜淡化政治宣示性表述，寻求与周边国家的价值认同与利益共享。同时，可通过进一步开发民间传播渠道，逐步将“政府对民间”的传播模式转变为“民间对民间”，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媒体交流机制、增进媒体互信与信息共享，充分动员华人华侨力量展示真实的“中国梦”，为“中国梦”在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