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庆祝仪式在广西南宁举行（2010年1月7日摄）。

“合作者”形象的内核是“共赢”

一是共赢的观念。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被多极化格局取代，国家间战争威胁降低，国际关系缓和，经济发展成了多数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中国和东盟等经济体快速发展，并扩展为东亚复兴、亚洲崛起等地区趋势。在观念层面上，合作思想逐渐成为地区性观念，如东盟提出的“东盟方式”、“东亚地区主义”、“不以武力解决纠纷”；中国提出的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安全观”，“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方针，以及“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这些观念都具有共赢的内核，表现为以合作求发展，以合作方式解决冲突。这种合作共赢观与美国在东南亚所强调的民主价值观明显有别。

二是共赢的战略。合作型的战略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和东盟的共同选择，中国越来越愿意并主动参与由东盟设计、倡导和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上世纪90年代本地区迅速发展的双边与多边合作，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负责任的表现，均为双方的合作实现从量变到质变作了预备。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中国与东盟同年启动了具有历史开创意义的自贸区谈判进程，双方此后又将合作拓展到政治、安全和战略领域，如《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等，奠定了中国与东盟进行整体性制度合作的框架基础，中国—东盟关系由此进入了合作共赢的发展轨道。

三是共赢的手段。从心态上看，中国在政治上采取“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在经济上采取“多予少取”的原则，在安全上采取“自我克制”的原则，展现了难能可贵的“谦和大国”风度，为共赢打下基础；从方式上看，双方主要通过扩大共同利益（经济合作、非传统安全合作）和搁置冲突利益（南海问题）的方式，由易到难地走向“共赢”；从层次上看，既重双边、又重多边，10+1、10+3等成为中国塑造大国形象的主要平台。对此，美国国会研究局的“中美在东南亚软实力比较”报告认为，“北京比华盛顿更全面地”介入地区组织，赢得了东盟国家的肯定与好感；从措施上看，主要包括高层互访、定期多边会晤、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援助、教育与文化交流等，全面接触推进共赢。 “合作者”形象是机遇与挑战的对立统一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在中国的“合作者形象”中，对华合作虽是主流，但也包含着制衡、竞争、防范、斗争等因素，具体有五：

一是“政治上应加强制衡的合作者”。东盟国家既需要中国支持其主导地区合作，又想拉拢美、日、印度制衡中国“主导”地区事务。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某些领导人近年来发出的“美国制衡中国论”，而美国“重返”东南亚是中—美—东盟三角关系三方博弈的自然结果。

二是“经济上应加强竞争的合作者”。东盟国家既认识到自身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发展，希望从中国得到更大实利，却又担忧无法与中国经济竞争，将会越来越依附中国，希望通过自身一体化并扩大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合作极力避免“依附于中国”。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国家批评中国的“双赢”缺乏实质内容，担心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实施后对印尼等国造成冲击，在东亚地区合作上通过10+3、10+6乃至10+8制衡中国的深层心理。

三是“安全上应加强防范的合作者”。这主要体现在南海争端等战略和传统安全问题上。东盟赞赏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也基本认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但部分东盟成员国却又担心中国军力迅速增强，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将来会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来解决南海问题。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部分东盟国家希望南海问题“多边化、东盟化、美国化”，乃至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于今年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上高调宣称南海问题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四是“非传统安全上应更负责的合作者”。东盟国家认为中国越来越积极地承担全球和地区责任，却又认为中国是本地区部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麻烦制造者”。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国家为何一再抱怨中国在东南亚大搞建设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包括今年以来湄公河沿岸国家将干旱问题归咎于中国在上游修建水电站等。

五是“文化上应更加谦和的合作者”。东盟国家认同中国提出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方针，但又担忧其与中国在实力、规模、文化上的巨大差距，格外留心中国的一些行为和态度是否伤及其民族自尊心。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国家为何不满中国在实际作为中有时并未做到一律平等，包括其敏感地认为中国在态度上傲慢，尤其是在香港游客在菲律宾沦为人质并遇害的事件上，中国虽然占理，但菲有些媒体却评论称“中国过于傲慢”、欠缺日本人的“彬彬有礼”；也不难理解为何近年来华人问题在东盟多国不断发酵等。

中国在东南亚的主流形象仍是 “合作者”

今年以来，一系列矛盾和纠纷使中国在东南亚的良好大国形象受到冲击,而东盟有关国家在中国的形象也严重滑坡。这表明，中国硬实力的增长并未直接导致软实力的同步增强，中国前些年在东南亚苦心经营的“负责任大国形象”遭遇信任危机，国际社会尤其是东盟国家希望中国能再次证明“和平发展”。有学者指出，美国在该地区是经过考验的大国，而中国无论从大国责任还是大国能力上，都未完全通过“考试”。针对双方在各自心目中都暂时出现的负面形象，国外舆论更是煽风点火、火上浇油，国内一些舆论也认为形势严峻，甚至出现主张放弃与东盟合作的悲观和极端论调。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国在崛起时业已塑造的对外形象和对外政策是被东盟国家所接受的；东盟能够以比较积极的姿态应对中国崛起。伴随中国崛起，东南亚地区曾出现各种“中国威胁论”，不同时期表现方式不同。如冷战结束初期出现的“中国填补真空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以及世纪交替时出现的“中国经济威胁论”等。普遍认为，“中国威胁论”是制约中国与东盟关系良性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事实上它从未在根本上制约双方关系的发展，理由是：

首先，“中国威胁论”只是影响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种论调，不可能严重影响中国与东盟主流良性关系的发展；其次，鉴于每次“中国威胁论”出现之后，都会出现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新进展，所以不妨把不断升级换代的“中国威胁论”视为一种改善与推进双边关系的预警信号；第三，其亦是促使中国“睦邻外交”政策与时俱进的动力之一。东盟国家对中国具有天生的疑惧，对中国政策也缺乏了解，尤其是当前还很不适应中国的加速崛起等，致使“中国机遇论”与“中国威胁论”成为“合作者形象”的一体两面，而扩大“中国机遇论”、压缩“中国威胁论”，也正是中国周边外交与睦邻政策的一贯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