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今，中国睦邻外交已经迈入了新世纪，经过十年，回头审视冷战结束前后三、四年的时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段时期的历史地位。

　　首先就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而言，地缘关系使邻国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最为直接，建国以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笔者想要着重说明的是，中国周边长期严峻的安全形势不仅只关系到国防问题，而且也影响到国内的建设安排和经济布局。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立国安民，国家的经济状况相当困难，但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保障国家安全，不得不负担沉重的军费开支，1950年国防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高达41.5%,朝鲜战争的结束后有了大幅下降，但1954年仍占到21.1%，2此后，中国在尽可能解决人民生活困难的同时，国家也不得不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不断增强国防力量。联系地分析问题，我们就可以设想八十年代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东南沿海地区，在美国的军事遏制和战争威胁下大兴建设的可能性；就可以理解六、七十年代中国进行三线建设和大搞备战的原因；就能明白为什么在中共中央刚刚宣布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1979年国防战备费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就有所提高，为18%，计222.7亿元，是当年国内基本建设拨款的一半3；也就能体会冷战结束前后的机遇，不仅意味着中国争取到国内建设的有利外部环境周边形势的全面缓和，更意味着中国可以借此机遇。

　　而且，两极格局的终结，使一些被美苏争霸掩盖的矛盾突现出来，例如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等。80年代末后，民族分离主义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引发了一系列冲突、纷争甚至战火，严重威胁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中国国内也受到“东突”分裂和恐怖活动的影响。而“疆独”和西藏分裂分子与中国邻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都有密切的联系，很多受训和组织活动都是在境外完成的。中亚五国的独立后，伊斯兰教迅速发展，1989年，整个中亚地区的清真寺和礼拜堂只有760所，到1994 年就已达7800多所4。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已成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此外，超越国界的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环境污染、爱滋病蔓延、金融危机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长也需要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协同应对。显然中国及周边地区国与国之间良好的双边关系是建立各种地区安全机制的前提。

　　其次，冷战结束前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开辟了中国参与区域合作的进程，对90年代乃至新世纪都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无论从现实，还是从长远来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对中国自身和地区经济的发展都是巨大的推动。邻国数量多，各国国情又具有高度的多样性，使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很大。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为中国同周边各国发展互利合作提供了可靠稳定的保障。1989年到1992年间，在中国前十五位贸易伙伴（按对外贸易国别计）中周边国家占到7个，同20多个周边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已占到中国海关进出口总额中的四分之一强。在进入新世纪前夕，这个比例已达到了37%，如果再加上港澳台三个周边地区，高达55%（见表一）。1989年，6个邻国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约为4.6亿美元；1992年增为11个邻国，投资额达11.6亿美元；至2000年增为17个邻国，投资额达72.8亿美元，若不计港澳台地区对中国的投资，占该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32.2%。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密切交往的同时，区域合作正方兴未艾。尽管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继续保持发展势头，1989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5.2%,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亚太地区已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但在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的背景下，地区化和集团化的趋势也有了大的发展，不仅欧洲加速推进一体化进程，计划建成欧洲统一大市场，美国也是把邻近国家与自己拉在一起，构建北美自由贸易区，世界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东盟等国家积极寻求对策，由于与邻国之间有传统的经济联系，有更多的共同利益，有更方便的往来条件，也面对着共同的挑战，所以加强地区合作成为可选择的重要对策之一。出于自己的考虑，日本也提出了建立“东亚经济圈”的建议。1989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12个会员国中有8个是中国周边国家。

　　中国同样认识到在广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同时，应与邻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加强区域合作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增强自身和地区的综合竞争力，促进地区的共同发展，有利于打破少数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事务的垄断，促进世界贸易的公平发展。1990年6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曼谷召开的第46届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年会，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加强亚太经济合作的４项建议：应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主体；应坚持以平等合作为基础；应以缩小地区的不平衡、促进各国的共同繁荣与发展为目标；亚太经济合作应是开放性的。在本届年会上，各国就加强合作、迎接挑战取得了共识。1991年4月召开的第47届年会更将“亚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着眼于加强区域合作”作为主题，会议通过了《汉城宣言》，指出“区域合作至关重要，促进亚太地区所有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是扩大这种合作的关键”，呼吁各国为本地区的经济及社会发展而加强全面合作。17月，钱其琛外长应邀首次出席了东盟外长会议并与东盟六国外长进行了非正式对话。10月，中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同时加入了APEC。11月，钱其琛和经贸部部长李岚清首次率团出席了在汉城举行的APEC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由于这几年的积极主动，中国及早地搭上了区域合作的快车，后来不仅是区域合作的参与者，而且是区域合作的推动者、组织者、策划者和创新者，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最后，从中国睦邻外交本身的历史发展来看，冷战结束前后，中国睦邻外交步入了全面改善和发展的历史新阶段，睦邻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突现出来。李鹏总理在1992年和199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分别明确指出：“继续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钱其琛外长也曾表明"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持稳定的周边环境，保障国内经济建设顺利发展”。2

　　就短期效应来说，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发展是中国冲破西方国家制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长远作用来说，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发展扩大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回旋余地和处理地区和国际事务的主动权；有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全球格局的平衡，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树立了新形势下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文化、不同发展程度国家间关系的典范，有利于推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因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巩固周边成为20世纪90年代及至21世纪初中国全方位外交新格局的重要战略依托。

　　总之，可以说，冷战结束前后是在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段历史时期。而且，中国国内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使得这段历史时期睦邻外交的发展具有更为深远的战略意义。机遇与挑战往往是并存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既存在着迅速发展的前景，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多种危机，在这方面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未雨绸缪的准备，特别是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大力增强综合国力，才能应对未来的可能变化。

　　1 1992年底，苏军从蒙古全部撤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中国外交概览1990》，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

　　2 苏联解体后，这个谈判继续在中国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间进行，并成为其后“上海五国会议”的发端。

　　1《人民日报》1991年3月31日。

　　2《1991年中国外交概览》。

　　1 1974年，印度通过宪法修正案，改锡金为印度的“联系邦”。1975年，印度废黜锡金国王，将锡金变为印度的第22个邦。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不承认印度对锡金的吞并。

　　2 周恩来1954年5月23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3 财政部部长王丙乾1980年8月30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草案和1981年国家概算的报告。

　　4 许涛《中亚地区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的回潮和发展》，《国际资料信息》1998第8期。

　　1 《人民日报》1991年4月11日。

　　2 《人民日报》1995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