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的研究中，许多人认为，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是美国问题。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介入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是台湾问题产生、发展和至今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因素。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过程，以朝鲜战争为界，其立场经历了从明确支持台湾回归到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从“不介入”到武力侵占台湾海峡的两大变动。这两大变动遵循的原则是，台湾是否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是否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利益。学者们的研究还指出，朝鲜停战后美国把台湾问题提交安理会，要求联合国介入，在台湾海峡实现停火，维持两岸分离现状的做法实际上是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政策。[1]

　　台海危机及其对中外关系的复杂影响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不过，首先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表在中国大陆的有关论著中并没有使用“危机”一词来论述50年代中美两国在台海地区的对抗，80年代以来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接受和使用国际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学术界普遍使用的定义。[2]然而，不少学者还是有自己的看法。正如有论著指出的，“对中国决策者来说，军事行动不过是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多种手段之一，甚至是为了防止危机的发生”，“中国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并不必定就是美国决策理论定义的‘国际危机管理’”[3]。

　　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有学者提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台海地区一共见证了四次危机，即1954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1962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第四次台海危机。[4]不过，更为普遍的看法是“三次台海危机论”，即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和90年代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因受档案、文献的制约，学术界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的研究相对更加细致、深入和完整。相关的研究涉及到两次台海危机的成因、发展阶段以及危机对于中美关系造成的后果。[5]已有的论文还探讨了第二次台海危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如有学者指出，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看似一致与合作的表面，深藏着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的重大分歧。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同时更为重要的是，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清楚地表明，中苏两国的矛盾和分歧开始由意识形态领域向国家关系特别是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成为中苏矛盾和分歧公开化以及国家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6]这说明研究者的视域扩大，更加注意不同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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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林晓光：《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台湾政策（4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研究》2001年第1期。

　　[2]参见资中筠、陶文钊主编《架起理解的新桥梁  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

　　[3]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4]秦克丽：《四次台海危机及其启示》，《军事历史》2002年第1期；彭学涛、杨建华：《建国后的四次台海危机》，《文史精华》2002年第12期。

　　[5]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徐焰：《金门之战1949—1959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何迪：《“台海危机”和中国对金门、马祖政策的形成》，《美国研究》1988年第3期；赵学功：《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宫力：《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章百家：《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变动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1954—1971）》，见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76—112页，第426—427页；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势》，见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338—386页。

　　[6]戴超武：《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见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