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谁是主要的威胁源、如何保障安全这两大问题，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主观判断的改变而几经调整。对此，学术界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即“冷战时期新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大约每十年一次，使得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呈现为十分明显的四个阶段”。[1]具体来看：20世纪50年代开基立业的“一边倒”的战略抉择，既是新中国领导人外交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又是国际客观形势使然；50年代末60年代初寻求独立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既是因中国受两面夹击的局面所致，也有“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70年代顺时达变的“一条线”的战略调整，是苏联严重威胁中国安全和中美关系改善的结果；80年代走向独立的“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战略。[2]

　　相关研究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即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选择不仅与本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东西方冷战和世界格局。[3]

　　当代中国在不同时期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一直是个突出的学术研究课题。

　　对于“一边倒”方针，大多数研究者仍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又指出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中短期来看，它有积极作用；但从长期发展来看，它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4]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发，许多学者都指出，在制定对外战略时，国家利益理应高于一切。对外关系应当尽量排除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的干扰，以追求国家利益为其基本的行为动机。而“非敌即友”的观念限制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灵活性。这种思想观念在冷战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使得新中国或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一个超级大国，或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深陷于东西方冷战之中。“非敌即友”的观念为“非敌非友”的认识所取代，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新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保持中立、不结盟的立场，为自己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更有利于中国的内部发展。[5]

　　（三）台湾问题与中国对外关系

　　所谓台湾问题，本是20世纪40年代末结束的中国内战遗留的问题，本质上属中国内政。然而，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峡两岸就处于分离状态，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台湾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消耗着中国外交的能量，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探讨当代中国外交的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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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张小明《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李宝俊：《历史的抉择：中国50年外交政策的战略性调整》，《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6期等。

　　[2]李宝俊：《历史的抉择：中国50年外交政策的战略性调整》，《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6期。

　　[3]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4]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5]张小明：《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