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方第三阶段合作研究——“中美关系正常化历程”，目前已经结束，研究成果《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于2004年5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正式推出。[1]目前中美双方有关单位正在商讨启动下一阶段的合作研究。

　　冷战结束后，中俄学术交流日益增多。1997年10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举行了题为“中苏关系与冷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不仅有中俄两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还有当年参与中苏高层会晤的几位当事人。与会者各抒己见，虽未就有关问题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但为相关课题的国际合作研究开了头。[2]

　　在中外学术合作、交流与对话的过程中，由于价值观、研究方法、分析问题的角度和使用资料的不同，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观点交锋和思想碰撞，难以避免。重要的是，中外学者都感到通过换位思考而受益匪浅，可以根据对方的研究与发现重新思考和修正自己的研究成果。

　　重点问题

　　（一）冷战与中国外交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时，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已经全面展开。在此后的40多年里，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最主要方面和内容，就是处理同美苏两国的关系。这部分内容自然成为研究者重点考察和研究的对象。

　　中共和新中国对苏、对美外交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一般认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在解放战争期间逐渐形成的，制定明确的方针政策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始终把对苏关系置于首位。在处理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时，中共试图保持一定的政策弹性和回旋余地，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余地越来越小，沈阳领事馆事件在中共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3]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基本上是相对独立开展的，即分别研究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国共关系等等。这种研究固然有利于对每对双边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但分析和强调其中任何一对双边关系，都可能扭曲美苏国共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演变的原貌，难以周全地解释一些重大的问题。《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一文，从全局高度对美苏国共四方关系的复杂互动进行了细致梳理。文章认为，当中国革命进入最后的胜利阶段，支配美苏国共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中共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美苏在中国的利益和影响基本上取决于它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以及试图与中共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由于美苏干预中国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下降，中共在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有自主选择的空间。历史演变的结果是中共和新中国选择了“一边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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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宫力、[美]威廉•C•柯比、罗伯特•罗斯主编：《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2]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3]参见章百家《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2期；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4]牛军：《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